梁實秋傳第六章大地干戈(2)

第六章大地干戈(2)

　　梁實秋的美學思想歸納起來只有一點，那就是他十分強調「文學與人生密不可分，因此思想和情感是文學的主要內容，純粹地追求視覺和聽覺的美感只能將文學導入歧途，音樂美和圖畫美在文學中永遠只能充當一個點綴，而不能成為主角。」由此出發，他極不贊成朱光潛主要從克羅齊學說出發談美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克羅齊的「直感說」與「表現論」。後來，他曾系統的闡述自己的美學觀點道：

　　我也不相信根據美學原理解釋文學的那種說法。二十五年我在北大教書，和朱光潛先生同事，朱先生的學問道德都是我所佩服的，只是他對文學的看法我未能苟同。他所寫的《文藝心理學》、《談美》等，是採取近代美學家克羅齊的觀點。克羅齊是繼承康德、席勒、黑格爾、尼采等一班唯心主義者的哲學家，他認為藝術是直覺，美既不能在物質的媒介物（如顏色聲音文字之類）裡去尋求，更不能與實際生活（尤其是道德問題）發生關係。我以為文學裡有美，但不太重要，因為文學以文字為媒介，而文學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音樂的美與圖畫的美。克羅齊曾說藝術即是表現，我要追問一下表現什麼。文學裡所表現的東西才是文學的重要之所在。應該說，梁實秋與朱光潛不同美學思想的爭論，堪稱三十年代文壇上各種各樣論爭的一個典範。他們都是嚴肅的學者，所欲辨明者理，所著眼者事實，往復辨難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但決不傷及對方的感情。分歧是學術觀點的分歧，爭論嚴格地限定在學理範倒內進行。他們爭論的結果，雖然在學術上彼此都不能使對方折服，但個人私交毫未受到影響。

　　梁實秋垂暮之年，回顧平生，曾對採訪他的記者說自己年輕時喜歡「談」政治。他講了一番大道理：「個人之事曰倫理，眾人之事曰政治。人處群中、焉能不問政治？故人為政治動物。不過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對於政治，我有興趣，喜歡議論。我嚮往民主，可是不喜歡群眾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歡專制獨裁；我酷愛自由，可是不喜歡違法亂己。至於做官，自慚不是那種材料。要我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會急死，我會悶死，我會氣死。所以我雖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寫寫文章，撰些社論而已」。

　　梁實秋的這番自白，再恰切不過地表現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本色。所謂自由，決不是放棄責任和義務，自外于社會和人群；而是時時警惕不要陷入到「官」、「黨」、「派」的羅網中，始終保持住個人自由思想、自由批評、自由議論的權利。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幾年間，梁實秋在北京「談」政治的熱情，幾乎與他談學術的熱情一樣高漲。

　　還在1935年11月，他一手創辦了一份週刊，名為《自由評論》。創刊號的《編者後記》中，揭示了梁實秋的辦刊宗旨：

　　「本刊沒有照例的『發刊辭』，因為『自由評論』四個字本身就是一個明白的解釋。本刊同人並沒有任何全體一致的意見，不過我們都是愛自由的人，對於思想言論的自由我們是絕對擁護的。」

　　這幫「愛自由的人」說到做到。編入創刊號的文章如張東蓀的《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羅隆基的《我們要什麼樣的憲攻？》等等，就都「對國民黨的現行政策作了或激烈或溫和的批評。」

　　梁實秋本人在這一期上發表的《算舊帳與開新帳》一文，總體基調是屬「激烈」類型的。他直言不諱地說：「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對於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諦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文章大力呼籲政府當局開放黨禁，還政於民，實行法冶。後人評論梁實秋的這篇文章說：「雖然他的理想仍是建設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但對國民黨的批評卻是切中要弊的。」

　　調子更尖銳而又同樣「切中要弊」的，還有梁實秋在二十七期上發表的一篇《我們要公道！》。文氣慷慨激昂，作者剴切陳詞道：一切革命或變亂，大抵都由社會腐敗所致，「從歷史上看，沒有一次革命與變亂沒有它的政治或經濟的背景，絕非僅僅是『好亂成性』的少數人所能煽惑掀動的。」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黨專政」，「經濟上不公道的情形則是更明顯的。少數資本家以及官僚（官僚資本家是中國的特產！）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而大多數民眾過的卻是非人的生活，貧富懸殊，實在太不公道。」

　　內憂如此，而外患又複日趨危。三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但國民黨政府當局文恬武嬉、舉措失當。「自由主義者」的梁實秋激于愛國大義，著文痛斥說：「假如一個政府對外只知道在睦鄰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對內則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義下實行統治，我敢斷言這個政府是不會長久的。」比起此前的文章，這篇文章的言詞不僅還是那麼尖銳激切，而且讀來尤覺沉痛。

　　誰說空言無補？梁實秋的這些文章在當時就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據說，「北平當局曾派熟人進行遊說，企圖用金錢封住他的筆。」但為梁實秋「斷然拒絕了」。

　　從以上的事實，人們難道不是還會從梁實秋身上發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的另一個方面，而且還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嗎？

　　二、漂泊萬里行

　　1937年，愈益逼近的民族災難把中華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六月份，國民黨政府為表示其抗日救亡的誠意，在樹木蓊鬱的廬山牯拎召開了一次有二百多名各界社會名流參加的會議。梁實秋也收到了由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合簽名的會議請柬。二十三日，他心情沉重地如期參加了會議。就在會議進行期間，爆發了舉世震驚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形勢嚴峻，與會代表更加情緒激昂，誓死抗敵的信念激蕩起每個人的滿腔熱血。主持會議的蔣介石慷慨陳詞道：「如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那時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應該說，這是一次成功的會議。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城失陷。面對江山易幟，梁實秋痛哭失聲。他涕泣著對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這句話象刀刻一般，從此永遠留在了梁文茜的心中。

　　北京陷落後，梁實秋個人也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一天，北大的一位同事張忠紱到梁家匆匆走告：「有熟人在偵輯隊裡，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走為上策。」

　　為了躲避日寵通緝，同時也是為了為抗戰效力。聞訊的第二天，梁實秋約集張忠紱、葉公超等朋友踏上了逃難的路程。離家前夕，梁實秋寫了一份遺囑。念及前程渺茫，莫測吉凶，他不由百感交集，說：「戎火連天，割離父母妻子遠走高飛，前途渺渺，後顧茫茫。這時候我聯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確是將相所不能為。然而我畢竟這樣做了。」梁文茜從一個「不太懂事」的孩子的角度記述的這次生離死別情形，則別有一番意味：「七七事變，蘆溝橋一聲炮響抗日戰爭開始，爸爸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一介書生竟想投筆從戎。深夜和媽媽長談計議，如何安排好我們三個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後方參加抗日工作，我記得那是一個不眠之夜，我縮在被窩裡，偷偷聽爸爸和媽媽說話，那時我將十歲，不太懂事，但看他們那副嚴肅的神情和低聲滔滔不絕的商量事情，我心裡也預感將要有什麼大事發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個人毅然決然地走了。媽媽沒有哭，但很緊張，我問媽媽：『爸爸幹嗎去？』媽媽小聲告訴我說『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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