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六章大地干戈

第六章大地干戈(1)

　　（1934—1949）

　　一、「自由主義者」愛「自由」

　　胡適果然不食前言。梁實秋來到北京大學後，立即被聘請為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按北大成例，一般的普通教授之外，另外還有「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顧名思義，名譽教授是對一些名望素著、成就巨大的資深教授的禮遇，也可以說是一種稱號。而研究教授則是「實職」，一般授予那些已取得突出學術成就而又有取得更大成就可能的學者。研究教授的待遇高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也相應減少。原其本意，乃是鼓勵那些水平高出儕輩的學者投身學術研究的熱情。梁實秋這一年三十歲剛剛露頭，即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即非絕無僅有，總也算是鳳毛麟角的了，難免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服氣。他記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年共同批閱入學試卷的時候，有一位和他年齡相當的教授故意的當著許多人的而大聲說：「我這個教授是既不名譽也不研究！」言下「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深抱知遇之感而又年富力強的梁實秋，這個時候格外的奮發努力。在課堂上，他以其獨特的風采和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廣大學子的熱烈擁戴，成為校園裡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的兒子梁文騏描述他登壇講學時的情景是：

　　教書數十年，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迭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初次上課，時髦的男女學生往往匿笑，父親也不在乎。好在外觀上的不調和，並不妨礙授課。在北京師大，有一次講Burns的一首詩，情思悱惻，一女生淚下如雨，講到慘怛處，這女學生素性伏案大哭起來。我問父親：「你是否覺得很抱歉？」父親說：「不。Burns才應該覺得抱歉。」

　　除學校工作外，梁實秋個人的學術志趣仍然集中於莎劇的翻譯。內務部街20號的故家為他提供了一個極其優雅的工作環境：剛剛栽種的四棵西府海棠生長旺盛，「繁花如簇，如火如荼，春光滿院，生氣盎然。」種在書房與臥室之間的四棵紫丁香也是「香氣四溢，招引蜂蝶終日攘攘不休。」在花香鳥語之中，梁實秋每天黎明即起，把大部分時間都安排在莎劇的翻譯上。他心不旁騖，年復一年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默默地獨自從事著這項艱巨浩大的工程。

　　在艱苦的精神勞動中，給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質幫助的，還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來北京後，季淑就從婆母手裡接過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勞，侍候公婆，同時，為使梁實秋專心工作，還把幾個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當起來。家庭成員複雜，有時難免產生矛盾，當梁實秋為之感到煩惱時，賢良的季淑總是溫語解勸說：「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於百忍，我們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在家庭內外，程季淑處處表現出高度教養和出自大家的風範。

　　更為難得的是，程季淑對梁實秋的工作非常理解，真正達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梁實秋這樣記述道：「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後四時，季淑必定給我送茶一盞，我有時停下筆來拉她小坐，她總是把我推開，說，『別鬧，別鬧，喝完茶趕快繼續工作』。然後她就抽身跑了。我隔著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譯工作進行順利，晚上她常問我這一天寫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訴她寫了三千多字，她就一聲不響的翹起她的大拇指。我譯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願意知道我譯的是些什麼東西。」

　　良好的環境，賢惠的內助，大大激發起梁實秋的創造欲望和激情。這是他一生中莎劇翻譯最順利也最有成效的時期。可以說，正是這一時期的勤奮工作，使得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一宏偉事業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在北大校園內，除了過去的老朋友們外，梁實秋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有曾有一面之雅的周作人，也有未謀一面的朱光潛、梁遇春等。同青島時期「酒中八仙」的豪情勝慨不一樣，梁實秋與北大舊雨新知的交遊主要集中于探討學理上。切磋藝文，以學會友，是梁實秋在北京大學最主要的活動特點。

　　與周作人，梁實秋在清華學校讀書時，曾因對新詩創作持不同觀點進行過爭論。現在，他們成了同事，並且進一步成為文友。從周作人寄給梁實秋的如下兩封信裡，可以看出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於談藝論文：

　　承寄示《週刊》，謝謝！公超論文久已聞知，今始得讀為快。令寫文章，殊為惶愧，近來愈寫愈沉悶，自知萬拿不出去給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亂寫了一篇寄呈（仍請費心留稿），此乞鑒原。

　　今天胡亂寫了一篇小文，沒有什麼意思，此外卻又寫不出，姑且寄呈聊以塞責。

　　但從周作人此時期另外一封信看，他們之間的交遊似乎又不局限于談藝論文：

　　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人所共知，周作人一向是自我封閉極其嚴密的，但在這封信裡，卻分明流露出某種不欲明言的隱衷。

　　聰明的梁實秋，立即感受到了這一點。《求己錄》的作者陶葆廉，是清兩廣總督陶模的兒子，恃才傲物，「不合時宜」，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梁實秋認為，「冷漠孤傲」的周作人獨於《求己錄》感慨遙深，其用意顯然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後來，梁實秋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瞭解，把對周作人的認識綜合為一句話：「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而考察這種「冷峭」性格的形成，他認為，同魯迅的「偏激孤憤」一樣，都是幼小時候家庭迭遭變故，甚至不得不逃避于親戚家在「白眼中討生活」的經歷所致。由此，梁實秋進一步探討周作人後來「落水」的原因，說了這樣幾句話：「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

　　梁實秋的這些話，不可謂非知人之言。外在表現「冷峭」者，內在的精神世界往往是「激憤」的。

　　北大同人中，另一個對梁實秋產主了影響的人物是美學家朱光潛。說是「影響」對說明他們的關係或許不太確切，因為梁實秋並不贊成朱光潛的美學觀點，兩人為此還曾一度產生過爭論。

　　1937年1月1日，梁實秋在《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的美》的文章。」這表明，梁實秋已把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展到美學領域。文章引起了朱光潛的注意，於二月二十二日在梁實秋主編的《北平晨報·文藝》上刊出《與梁實秋先生論文學的美》一文，對梁實秋的文章表示異議。三天后，梁實秋又發表《再論「文學的美」答朱光潛先生》，依然堅持自己的美學觀點，對朱光潛的一些論著頗有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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