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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地干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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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49) 一、「自由主義者」愛「自由」 胡適果然不食前言。梁實秋來到北京大學後,立即被聘請為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按北大成例,一般的普通教授之外,另外還有「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顧名思義,名譽教授是對一些名望素著、成就巨大的資深教授的禮遇,也可以說是一種稱號。而研究教授則是「實職」,一般授予那些已取得突出學術成就而又有取得更大成就可能的學者。研究教授的待遇高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也相應減少。原其本意,乃是鼓勵那些水平高出儕輩的學者投身學術研究的熱情。梁實秋這一年三十歲剛剛露頭,即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即非絕無僅有,總也算是鳳毛麟角的了,難免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服氣。他記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年共同批閱入學試卷的時候,有一位和他年齡相當的教授故意的當著許多人的而大聲說:「我這個教授是既不名譽也不研究!」言下「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深抱知遇之感而又年富力強的梁實秋,這個時候格外的奮發努力。在課堂上,他以其獨特的風采和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廣大學子的熱烈擁戴,成為校園裡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的兒子梁文騏描述他登壇講學時的情景是: 教書數十年,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迭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初次上課,時髦的男女學生往往匿笑,父親也不在乎。好在外觀上的不調和,並不妨礙授課。在北京師大,有一次講Burns的一首詩,情思悱惻,一女生淚下如雨,講到慘怛處,這女學生素性伏案大哭起來。我問父親:「你是否覺得很抱歉?」父親說:「不。Burns才應該覺得抱歉。」 除學校工作外,梁實秋個人的學術志趣仍然集中於莎劇的翻譯。內務部街20號的故家為他提供了一個極其優雅的工作環境:剛剛栽種的四棵西府海棠生長旺盛,「繁花如簇,如火如荼,春光滿院,生氣盎然。」種在書房與臥室之間的四棵紫丁香也是「香氣四溢,招引蜂蝶終日攘攘不休。」在花香鳥語之中,梁實秋每天黎明即起,把大部分時間都安排在莎劇的翻譯上。他心不旁騖,年復一年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默默地獨自從事著這項艱巨浩大的工程。 在艱苦的精神勞動中,給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質幫助的,還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來北京後,季淑就從婆母手裡接過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勞,侍候公婆,同時,為使梁實秋專心工作,還把幾個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當起來。家庭成員複雜,有時難免產生矛盾,當梁實秋為之感到煩惱時,賢良的季淑總是溫語解勸說:「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於百忍,我們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在家庭內外,程季淑處處表現出高度教養和出自大家的風範。 更為難得的是,程季淑對梁實秋的工作非常理解,真正達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梁實秋這樣記述道:「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後四時,季淑必定給我送茶一盞,我有時停下筆來拉她小坐,她總是把我推開,說,『別鬧,別鬧,喝完茶趕快繼續工作』。然後她就抽身跑了。我隔著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譯工作進行順利,晚上她常問我這一天寫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訴她寫了三千多字,她就一聲不響的翹起她的大拇指。我譯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願意知道我譯的是些什麼東西。」 良好的環境,賢惠的內助,大大激發起梁實秋的創造欲望和激情。這是他一生中莎劇翻譯最順利也最有成效的時期。可以說,正是這一時期的勤奮工作,使得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一宏偉事業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在北大校園內,除了過去的老朋友們外,梁實秋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有曾有一面之雅的周作人,也有未謀一面的朱光潛、梁遇春等。同青島時期「酒中八仙」的豪情勝慨不一樣,梁實秋與北大舊雨新知的交遊主要集中于探討學理上。切磋藝文,以學會友,是梁實秋在北京大學最主要的活動特點。 與周作人,梁實秋在清華學校讀書時,曾因對新詩創作持不同觀點進行過爭論。現在,他們成了同事,並且進一步成為文友。從周作人寄給梁實秋的如下兩封信裡,可以看出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於談藝論文: 承寄示《週刊》,謝謝!公超論文久已聞知,今始得讀為快。令寫文章,殊為惶愧,近來愈寫愈沉悶,自知萬拿不出去給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亂寫了一篇寄呈(仍請費心留稿),此乞鑒原。 今天胡亂寫了一篇小文,沒有什麼意思,此外卻又寫不出,姑且寄呈聊以塞責。 但從周作人此時期另外一封信看,他們之間的交遊似乎又不局限于談藝論文: 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人所共知,周作人一向是自我封閉極其嚴密的,但在這封信裡,卻分明流露出某種不欲明言的隱衷。 聰明的梁實秋,立即感受到了這一點。《求己錄》的作者陶葆廉,是清兩廣總督陶模的兒子,恃才傲物,「不合時宜」,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梁實秋認為,「冷漠孤傲」的周作人獨於《求己錄》感慨遙深,其用意顯然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後來,梁實秋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瞭解,把對周作人的認識綜合為一句話:「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而考察這種「冷峭」性格的形成,他認為,同魯迅的「偏激孤憤」一樣,都是幼小時候家庭迭遭變故,甚至不得不逃避于親戚家在「白眼中討生活」的經歷所致。由此,梁實秋進一步探討周作人後來「落水」的原因,說了這樣幾句話:「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 梁實秋的這些話,不可謂非知人之言。外在表現「冷峭」者,內在的精神世界往往是「激憤」的。 北大同人中,另一個對梁實秋產主了影響的人物是美學家朱光潛。說是「影響」對說明他們的關係或許不太確切,因為梁實秋並不贊成朱光潛的美學觀點,兩人為此還曾一度產生過爭論。 1937年1月1日,梁實秋在《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的美》的文章。」這表明,梁實秋已把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展到美學領域。文章引起了朱光潛的注意,於二月二十二日在梁實秋主編的《北平晨報·文藝》上刊出《與梁實秋先生論文學的美》一文,對梁實秋的文章表示異議。三天后,梁實秋又發表《再論「文學的美」答朱光潛先生》,依然堅持自己的美學觀點,對朱光潛的一些論著頗有微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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