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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月」雲煙(12)


  和魯迅的這場論戰,給梁實秋的心靈留下了終生難以平復的傷痛。他這個人,一貫主張寬容,主張中庸;他決沒想到,一下子竟捲入如此複雜激烈的人事糾葛之中去。論戰的結局,使梁實秋感到了寒心。

  以下是他進入八十多歲高齡後說過的一些話:

  「《新月》沒有具體組織,沒有政治野心,不想對莊何人作戰。我挺身說幾句話,主要的是想維護文學的尊嚴與健康,有人拿文藝當武器,這也未嘗不可,抓起切菜刀殺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不過一定要說文藝只有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殺人的效能,那就離譜太遠。

  「魯迅從來沒有正面和我辨論過,他總是旁敲側擊,枝枝節節的作文章,並且時而稱人為『正人君子』,時而稱人為『白壁德的門徒』,好象是帽子一經戴上便休想摘去。

  「我與魯迅的論戰,實際上不成為論戰,因為論戰要有個題目,要有個範圍,魯迅沒有文學的主張,他沒有寫過一篇文章陳述他的文學思想。

  「魯迅的文章實在是寫得好,所謂『辣手著文章』庶幾近之,但是距『鐵肩擔道義』則甚遠。講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辯論,他采迂回戰術,繞著圈子旁敲側擊,作人身攻擊。不過他文章寫得好,遂贏得許多人欣賞,老實講,在左派陣營中還很難再找出第二個象他這樣的人才。」

  1986年時他講到的一段話,更帶有總結的性質:「回顧數十年來所謂文壇上的風風雨雨,實際上是以政治企圖控制文藝所引起來的騷擾。野心家可以聲勢浩大的暄騰于一時,文學終歸是文學,空嚷無益。沒有文學家肯被長久的拘囿於一個狹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內。文學家要自由,自由發揮人的基本人性。」他不僅重申了堅持了終生的文學思想觀念,而且可以看出,對於早成過眼雲煙的那段歷史糾葛,他始終耿耿在懷,未能忽然置之。

  六、關於「人權」官司

  梁實秋晚年回顧後期新月社的活動時,常隱隱然以在中國最早倡導了人權運動而自豪。他歷數新月社的功績,第一項便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談起他最為尊重的胡適之的功業,他將之概括為兩點:一是領導了白話文運動,二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力的先驅者:是「倡導思想自由、宏揚人權思想」。胡適之平生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期,梁實秋認為他的這兩點歷史貢獻便都是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傑出業績。唐朝詩人杜審言病重時,宋之問等去探視,杜審言說:「甚為造物小兒相苦。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梁實秋以為,「但恨不見替人」一語出諸杜審言之口,實在名不副實。而胡適於1962年去世後,有人問梁實秋的感觸,他脫口而出說:「死者已矣,但恨不見替人!」他反躬自問說:「胡先生所畢生倡導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學懷誕的態度,現在是不是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在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點點貢獻?」

  為梁實秋所如此看重的「人權」與「思想自由」問題,確是後期新月社整個活動中的重要一項內容。

  觸發他們要在中國倡導人權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的社會現實。據梁實秋回憶,當時有兩樁事實使他們受到了刺激。一是某報上報道的「華北唐山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毆辱的故事」。他們明白,在中國,「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全國到處皆然的」。這種社會現實,極大地激發起他們的社會使命意識。他們認為,人世間最大的不平等,莫過於人格地位上的不平等,而檢驗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合理,最基本的尺度也應該是是否人人都享有平等地位,人人都擁有尊嚴。第二件事則直接牽連到了胡適本人。胡適編了一本
《宋人話本八種》,由亞東書局出版,書裡面收有一篇描寫昏君宣淫的話本小說《海陵王無道荒淫》。書出版後被巡捕房以「有傷風化」為由沒收。

  憤怒的胡適找到一位律師請教,預備提起訴訟。那位律師勸慰他說:「沒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書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處以應得之罪,然後才能沒收書刊,沒收是附帶的處分。不過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至於如何「不得直」,那位律師沒有細講,但這是大家都能心領神會的問題。可以想見,這件事情對於胡適及新月社中人的「教訓」更是深刻的。他們進一步領教了一個「人治」國家所特有的國情。自五四運動以來,他們就熱烈地呼籲著「民主」與「科學」精神,殊沒料到,時至今日,當年倡導民主自由的先驅者反而栽在了「党國」的網羅裡,對於他們(尤其是對於胡適來說)這真是一個莫大的嘲諷。

  正是受現實的直接觸發,新月社中這班無拳無勇的知識分子,便熱心地倡導起「人權運動」和「思想自由運動」來。胡適一口氣寫出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走那條路?》以及後來惹出大亂子來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章:一貫熱衷於政治活動的羅隆基此時剛從海外歸來,立即以尖銳潑辣的筆觸寫出了《論人權》、《專家政治》、《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不肯後人的梁實秋也暫時拋開玩熟了的文藝批評,轉而在政治思想批評中小試牛刀,他本階段的著譯主要有《論思想統一》、《孫中山先生論自由》、《羅素論思想自由》、《資產與法律》等,鮮明地指出:「天下最專制的事無過於壓迫思想。」一時間,在《新月》月刊上,「人權」和「思想自由」的呼聲猶如滾滾海潮,席捲而來。其聲勢之大,使「新月派」一向擅長的「新格律體詩」的創作與文學批評都一時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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