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四章「新月」雲煙(9)

第四章「新月」雲煙(9)

　　由此可以看出，梁實秋在這裡確實犯了過分「貴族化」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的根源決不在他的「人性論」，恰恰相反，是他由於在執著於某一方面的追求時不知不覺偏離了人性論的方向所致。

　　三、梁實秋的審美水平是相當高的。很有意思的是，他考察文學的「形式」之美時，也很講究「紀律」「法度」，但由於「形式」不同於「精神」，只有優劣，沒有正誤，故而，梁實秋在文學「形式」上的見解還是有特殊貢獻的。

　　「能有守紀律的精神，文學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當的顧慮。」這是梁實秋談文學「形式」的出發點。也是頗為精彩的一個論斷，——他這句話後面還有一句是「有紀律的形式，正是守紀律的精神之最具體的表現。」但說法是否成立就得另說了。這裡，文學畢竟不同于數學，定理和逆定理同時都是真理。

　　有了這個出發點，梁實秋很容易的推導出一個很有美學價值的關於「形式」的結論：什麼是形式？「文學的形式是說文學的內質表示出來有沒有一個範圍的意思。」他又說：形式的「意義乃在於使文學的思想，挾著強烈的情感豐富的想像，使其注入一個嚴謹的模型，使其成為一有生機的整體。」梁實秋在這個問題上的頭腦是相當明晰的。他深以為由「形式」這種內在性質所規定，創作者盡力追求的應是「單一，是在免除枝節，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繁。」他借用了《紅樓夢》中黛玉教香菱學詩的一段話，說明形式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只要辭能達意即為好形式：「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形式」應該隨「意趣」的需要，隨時創造，「像是一隻新鞋，初穿上去難免有一點拘束，日久也就適舒。」

　　這又表現出梁實秋是一個真懂文學的高明者。

　　五、魯、梁之爭

　　發生在二十年代未的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大的歷史公案之一。這場論爭，涉及範圍廣，影響深遠，其間的是是非非又撲朔迷離，複雜難辨，所以一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熱點。

　　歷史有時喜歡同人類開玩笑，來檢驗人類社會的文明是否真的象人們自己自詡的那樣，有那麼光輝奪目。它往往以一個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故，位一代以至幾代人丟臉，看上去就象那一時期的人們全都沒有睜開過眼睛，連最清楚不過的基本事實都看不到，從而使人們蒙受屈辱。

　　轟動一時的魯、梁之爭，兩家的文字俱在，證據齊全，應該說，本來不算多麼複雜的大問題。把其中的起訖脈絡整理清楚，明白了兩個人之間曾有過那麼一段糾葛，也就完了。然而，有一個時期，我們好象整體性地頭腦運作逸出常規之外，開始了對這樁小事無休無止的聚訟、演繹，從一字一句間挖掘微言大義。其結果，事情不是愈搞愈明白，相反，而是愈來愈被蒙上更多的迷霧，最後終於搞得面目全非。

　　假如我們能夠斷然拋棄過去被我們反復使用並被證明完全錯誤但現在仍愛不忍釋的那種思維方式，那麼，就可以說，儘管物換星移，時間已過去六十多年，論爭的主要兩個對手都已作古，要想把事情整理清楚，還是不太困難的。

　　無可懷疑，魯迅與梁實秋的分歧，是一種思想的分歧，因而是一種深刻的分歧。魯迅，作為近現代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對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有著最清醒、最深刻的洞察。他同時是一個熱烈的戰士，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使得他的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的亢奮狀態中。在中國社會向著現代化方向的艱難行進中，他投入得最徹底，也最真誠。而梁實秋，遠不象魯迅那樣執著於中國社會的改革事業，他滿足于自身的卓越教養，也滿足于一種正常合度的行為方式。他善良、正直、有高尚的人格，但他「貴族化」的精神追求，使他生怕迸濺上一星變革戰場上的血污。

　　因而，他寧可遠遠離開社會關係的中心漩渦，做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到他認為值得獻身的事業中發揮才智，過一種正常、合理的生活。但誰若因此而以為梁實秋這樣的人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反動力量，又是極大的錯誤。因為歸根結底，就思想觀念深處來說，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新型知識分子。無論怎麼說，比起那些毫無特操，只會見風轉舵隨波逐流的芸芸者流，比起那些毫無「人性」，失去正常行為準則，以摧殘折磨別人為樂的人，比起借屍還魂的封建思想觀念、封建的行為方式來，梁實秋們顯然都處於一個性質根本有別的思想水平上。

　　弄清楚了這種關係，也就容易弄清楚魯迅與梁實秋頭一個回合交手的性質了。

　　那是梁實秋從美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又拿來重新發表了一次。文中，梁實秋再次把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其時，恰值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于景雲裡。景仰盧梭的魯迅對梁實秋的觀點自然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翌年的《語絲》週刊上，從而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

　　問題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不滿迅速由對盧梭的不同看法擴展到「人性論」的問題，相隔僅兩天，他又寫了著名的《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在《擬豫言》一文中，他還以雜文筆法把梁實秋著實嘲弄了一番。實事求是的說，這就不僅顯得多餘，而且有些過分。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文壇前輩魯迅，他過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現在，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應戰了，儘管他十二分的不情願。

　　毫無疑問，如單就盧梭問題看，魯迅是正確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還是對人類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貢獻，偉大的盧梭都是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實秋出於一己的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斥責盧梭，終致引起魯迅的憤慨，正是理有固然。魯迅說：「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顯然，魯迅不僅欽佩盧梭，而且表現出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對比之下，梁實秋把盧梭說得一無是處，顯而易見的是難以讓人首肯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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