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四章「新月」雲煙(8)

第四章「新月」雲煙(8)

　　不加任何虛飾和歪曲的引證梁實秋關於人性論的一些具體主張，對於擦亮人們的眼睛，以對問題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斷，可能是有益的。

　　關於文藝的起源，迄今為止的學說可謂多種多樣。梁實秋是主張「模仿說」的。也就在談論這個問題時，梁實秋把「人性論」引進了文藝領域：「詩是人類活動的模仿。詩是以人為中心的，因為宇宙即是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性的表現不在其靜止的狀態裡，而在其活動的狀態裡。人有動作，所以人才有品格。詩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類的動作。所謂動作者，可以是物質的實體的動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靈的動作。」

　　人有「品格」，用理論語言來表述，即人有「人性」，於是，梁實秋找到了文藝所據以產主的起點：「文學的國土是最寬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論上沒有國界，更沒有階級的界限。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共同的「人性」？階級隸屬不同的人之間，是否也有相通之處？我們過去回答說沒有，而梁實秋的回答是；「有。」他認為人性之所以為人性，就在於他的普遍性和永恆：性，因之，人性也就成為文學中的恒久描寫對象：「人生是變動：的，但人生亦有其不變動者在，這一點不變動的便是亞裡士多德所謂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理想」。詩人所模仿的也就是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與自然。」

　　自從獲得這個發現之後，梁實秋一直充滿了自信。翻開他本時期的論著，使用頻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他喋喋不休地到處說教：「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不變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忠實，——忠於人性。「文學家不接受任誰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內心的命令：文學家沒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內心對於真善美的要求使命。」文學所要求的只是真實，忠於人性。

　　這個現象是耐人尋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軔以來，周作人第一個喊出了「人的文學」口號，猶如石破天驚的一聲，震動了當時整個思想文化界。十年以後，梁實秋又一次把「人性」鮮明地寫到了文學的旗幟上，提出把人性作為一切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最後歸宿。由於時勢各異，周作人「人的文學」和梁實秋的「人性論」中所包含的內涵可能不盡一致，但他們在一個基本問題上是共同的，即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間那個最神聖、也最神秘的字眼：人！

　　比起周作人，梁實秋的思想在人與人性的命題上停駐得更為長久（事實上，此後樑實秋終生都堅持了人性論的文學觀點），因而，就有可能對這個問題作更為深入透徹的理論探索，新月時期，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主張值得我們注意。

　　一、他十分強調文學的「嚴重性」。所謂「嚴重性」，用不夠確切的另一個詞來代替的活，就是「嚴肅性」，也即是說文學作品必須寓有豐富深刻的「意義」。為什麼會這樣呢？梁實秋的解釋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是有骨頭的有筋絡的作品，才能動人。」

　　但是梁實秋所謂的「思想」，決非說教，而是對複雜奧妙人生的深入挖掘與剖析：「文學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種種的現象來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他特別神往于文學家在進入創作過程時的那種神聖感、使命感和悲壯感，認為「文學家之從事于創作是由於內心的要求，並且自己知道是別人寫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寫，才能寫得好，有這樣的要求與把握，然後才配稱為創作。我們讀偉大的文學，也該存著同等程度的虔誠，因為我們將要在文學裡認識人生，領悟人生。」創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為務，閱讀者從作品中也應盡力去體悟人生，要「整個的心要鑽進作品裡面去，才能嘗到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兩種創作傾向是梁實秋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一是「遊戲說」，二是「工具說」。對前者，他以為那實際等於「把文學的標準定在群眾的胃口」，是「對文學缺乏嚴重性」的表現。對後者，他尤其持強烈否定態度。

　　在他看來，把「文學當作宣傳品，當做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實際上是張揚了「集團的觀念」，而扼制了「個人的情緒」，結果同樣遠遠違背了「文學是屬全人類」的根本宗旨。

　　「文學是男性的，強健的；不是女性的，輕柔的。」在分析了文學的「嚴重性」的種種之後，梁實秋將之一句話歸總，作了這樣一個高度的概括。

　　二、文學既是「嚴重」的，不必說，文學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必定會被非常重視。那麼，怎樣才能盡其可能地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力量呢？梁實秋說：「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正是由此出發，梁實秋又提出了文學的「節制說」。在梁實秋所有的文學主張中，這大概是最為複雜也最易產生歧議的一項了。

　　看來，他確實是太過份地迷戀於自璧德的「新古典主義」了，真誠地把理性和節制奉為創作的圭泉。他所用於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優劣標準的，總是「相當的分寸」「常態的人生」「健康」「尊嚴」「合度」一類不能不令人產主疑惑的概念。何謂節制？他的回答很乾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他以為「文學的效用不在激發讀者的熱忱，而在引起讀者的情緒之後，予以和平的寧靜的一種舒適的感覺。」如同第一流的雄辯家，在演講過程中，必要「用各種藝術的技能使聽者為之動容，為之情感興奮」，但到了結尾的地方，「必須慎重的把緊張的空氣弛松下來，使聽者複歸於心平氣和之境。」照梁實秋的說法，這就是合乎「法度」。

　　這樣，疑問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人所共知，人性的複雜正不亞於我們身外的大宇宙，既是不可窮盡的，又是不會被徹底認知的，要把全面反映如此複雜人性為追求的文學，納入到那麼一種單一、規整的「法度」之中，難道是可能的嗎？合理的嗎？這是其一。其二，人性有複雜性，同時又具有完整性，至少，感情該是構成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梁實秋倡揚文學的「節制說」，不能不極力推崇「理性」，而排斥貶抑「感情」，甚至於說「以理性與情感比較而言，就是以健康與病態比較而言。」這又是合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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