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四章「新月」雲煙(7)

第四章「新月」雲煙(7)

　　在北京大學的時候，他的賓客太多，無法應付，乃訂於每星期六上午公開接見來賓，親朋故舊，以及慕名來訪的，還有青年學子來執經問難的，把米糧庫四號先生的寓所擠得爆滿。……樂於與青年學子和一般人士接觸的學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擬，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適有一筆錢，專門用於資助一些青年出國留學，言明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胡適自己對此有說明：「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量，豈不是最劃得來的投資？」當年有個貧苦學生出國求學，缺乏資斧，僅憑了梁實秋和另外兩人的一紙書信，就取得了胡適自立的這筆專款。在這類看上去很瑣屑的小事上，梁實秋認為能夠體現出一個人最大的「道德」。

　　在「日記的故事」裡，梁實秋也體味出了胡適的過人之處。那是一次他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適，適值正在會客。胡太太把他們領到了樓上書房內，等待期間，徐志摩在書架前隨意翻覽時，忽然大叫一聲：「快來看，我發現了胡大哥的日記！」他們幾個人又驚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際，胡適上了樓，笑著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的說了一番梁實秋認為很有深意的話：「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發表。」

　　講學問，梁實秋並不以為胡適的頭腦就比別人特別聰明，才學在現代學人中也不算最頂尖，但他衷心景仰胡適一貫堅持的「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精神。他說：「一個人在一生中有限的歲月裡，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創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領導者本身才學經驗之外，還有時代環境的影響，交相激蕩，乃能觸機而發，震爍古今。少數人登高一呼，多數人聞風景從……開風氣的事，一生能做幾次？」從這個觀點出發看胡適，新文化運動時代他提倡白話文、新文學革命，新月社時代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權運動，在梁實秋看來，都是足以傳之千秋的不朽功業。

　　對胡適做學問的具體方式，梁實秋本有不同看法。當年，胡適花費了極大精力研究《水經注》，有一回還很得意的打開他的書櫥讓梁實秋參觀，指點著數十個硬紙夾說這是趙一清的說法，那是全祖望的說法，最後的是我個人的說法等等。梁實秋貌雖恭謹，但實際上一點也聽不進去，最後實在忍不住說：」先生青年時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還另印成一個小冊，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于玩物喪志，如今這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不然」，胡適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辨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作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一席話說得梁實秋肅然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適那幅著名對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考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梁實秋佩服胡適，佩服的是他把做學問和做人很好地諧調到了一起。

　　照梁實秋看來，胡適是可敬的，同時又是可愛的。他一點也不是那種呆滯迂腐的冬烘先生，不僅溫和、嚴正，而且活潑、純潔、富有朝氣，甚至保持了一幅熾熱天真的赤子心腸。他不虛假、不矯飾、不做作，對人熱誠、直率。梁實秋記錄了他的一則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只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 League（節酒會）的會員。

　　胡先生從懷裡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幹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趕快拿酒來。』主人無可奈何，只好添酒。」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幾個朋友在胡適家裡聚餐，忽然徐志摩風風火火地沖進來，懷裡抱著一本厚厚的精裝書，原來是一本圖文並茂的德文「色情書」。正在大家爭相傳觀時，胡適忽作驚人之語：「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此語一出，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個個「為之粲然」。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綜評胡適其人，梁實秋以為中國的這套古語是最恰切不過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評家

　　在後期新月社內，梁實秋是以首席文藝批評家的姿態出現的。他簡直成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時代的一切浪漫與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蕩然無存。他放棄了曾一度酷愛過的詩歌創作，也不再寫小說，凡具有抒情傾向的東西，他現在一概棄之：蔑如，只是專注於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解、整合，以做一：個高明的文藝批評家為滿足。

　　看一看他這一時期的「成果」，確實也很驚人。在新月書店，他連續出版了《浪漫的與古典的》和《文學的紀律》兩本文藝批評專著；在《新月》月刊發表的數十篇文藝專論，後來亦輯為《偏見集》出版；鼓吹人權、提倡思想自由的許多文字，則由胡適編成《人權論集》出版。

　　不管梁實秋的這些著作在許多人看來存有多麼嚴重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相距多麼遙遠，但有一點總得承認：梁實秋是一位文藝批評大家。我們盡可對他論著中的某些思想觀點提出批評意見，但如真能貫徹實事求是思想作風的話，我們就須肯定，他的這些論著在反映出一個訓練有素、有良好理論素養和人格涵養、有良好藝術鑒賞能力的人的藝術思維具有極大的合理性、獨創性和系統性。至少，這些論著堅持了從文藝本身出發談文藝、從創作規律出發談創作的原則，堅持了一種在我們看來在當時並不多見因而彌足珍貴的良好文風。

　　之所以說梁實秋的文藝思想具有系統性，在於他攫住了一個明確的思想支點。正是由於確立了這個「支點」，他的其它許多理論主張才賴以成立。這個「支點」不是別的，正是引起了文藝界複雜糾紛並且直到現在還在熱烈爭論的「人性論」。

　　人性，堪稱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題之一，中外古今的許多優秀哲學家都曾對這個命題進行過深入而嚴肅的思考。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學範疇，深入地觀察、分析其在文學創作這種獨特精神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觀察分析其同其它觀念的相互關係，應該說，不僅是可以允許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們看來，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對於豐富和深化人類的思維活動，進而推動整個人類文明地發展和進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看來，梁實秋建立於「人性論」基礎上的文藝思想體系，同許多嚴肅的文藝家們一樣，有其獨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與不足。這些都不是我們要說的。我們在這裡只想著重強調一點：作為精神上的探險活動，梁實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論」為核心所進行的文藝批評，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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