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四章「新月」雲煙(6)

第四章「新月」雲煙(6)

　　至於梁實秋，也不肯後人，他在新月書店出版的著作有《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翻譯有《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潘彼得》、《織工馬南傳》及《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等多種。

　　據近人統計，新月書店開辦的幾年間，共出版各類圖書近百種。

　　新月書店後來遷往望平街，是「黑黝黝的一間屋子」，可是貨架上內容充實，光怪陸離。正如梁實秋所說：「生意不惡」。他們之所以敢於有恃無恐地向左翼作家伸出手掌大叫：拿出貨色來！大概其所「恃」就在這裡吧。後期新月社在文藝上的努力是很全面的，但若論實際成就與發生影響之大，還要推詩歌與評論。

　　誰都承認，徐志摩與聞一多是新月社詩歌創作的兩巨擘。梁實秋對這兩位浪漫氣質濃厚的詩人都推崇有加，但就詩論詩，他又似乎略有軒輊，他好象更傾心于徐志摩一些。他評徐志摩，主要是攫住了一個情字，以為徐志摩的一生是「唯情」的一生。論及徐志摩其人，他是有保留的，認為詩人終生都生活在一種對「愛、自由與美」的不切實際的幻夢憧憬之中，因為「人生是現實的，現實的人生還需要現實的方法去處理。偶然作個白晝夢，想入非非，任想像去馳騁，獲得一時的慰安，當然亦無不可」，「但是這究竟只是一時有效的鎮定劑，可以暫時止痛，但不根本治療。人生的路途，多少年來就這樣地踐踏出來了，人人都循著這路途走，你說它是薔薇之路也好，你說它是荊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飛的念頭儘管有，可是認真不得。照他看來，精神長久地沉醉於幻夢之中，逍遙於昊天之上，其結果一定會「飛得越高，跌得越重」。

　　梁實秋的觀點，鮮明地劃分開了理性人生和浪漫人生的界限。但從一個高明的文藝家的角度出發，他又十分確切地意識到，正是徐志摩這種迥異於其他人的浪漫人生，才造就了他那風采燦然的卓異浪漫藝術。知人論世，梁實秋于徐志摩這個人有所保留，但對他的詩歌藝術卻是十二萬分的肯定：「志摩的詩之異於他人者，在於他的豐富的情感之中帶著一股不可抵拒的『媚』。這嫵媚，不可形容，你不會覺不到，它直訴諸你的靈府……志摩的詩是他整個人格的表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詩句裡，所以我們覺得在他詩的字裡行間有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在跳動，他的音容、聲調、呼吸，都歷歷如在目前。他的詩不是冷冰冰的雕鑿過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熱烘烘的曼妙的音樂。」

　　斯人往矣，但我們後人可否從徐志摩身上獲得這樣一種啟示呢：世間最動人的藝術，當推那些與其創造主體的生命律動保持了最為內在諧調統一性的藝術！

　　梁實秋論詩，主張「凡是藝術沒有不重形式的」。他具體地闡述這一主張說：「如何能使新詩更像樣，不是官方的文藝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學批評家的意見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詩人們自己的努力創作。舊詩做不下去，要做新詩，但新詩仍然要使用舊詩的若干技巧，這才是一條正確發展的路線。」他為新詩規定的最高標準是：「講究文學修飾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現之深邃。」

　　基於這種認識，梁實秋對老朋友聞一多的新詩創作也大力推崇。聞一多因過分追求詩歌外形上的排列組合，被時人譏為「豆腐乾體」。梁實秋對此獨表贊同，認為中國傳統的絕句律詩便是「豆腐乾休」，而其優秀之作，歷數千年猶為人所樂讀，「新詩印成豆腐乾形，又有何妨？」

　　梁實秋常把聞一多同徐志摩放到一塊比較來談，說他們兩人都是「浪漫派」，其區別在於：「聞一多沉鬱，而徐志摩輕靈；聞一多以功力取勝，而徐志摩以靈感見長；聞一多受西方伯朗甯、濟慈的影響較大，而徐志摩更明顯地表現出得力于哈代的痕跡。應該說，這都是知人之論。

　　梁實秋毫不諱言，他的詩歌理論和審美情趣同聞一多又有著相當大的區別，譬如與新月派同時，詩壇上崛起了以李金髮為代表的一批「象徵派」詩人，專以做「晦澀」「朦朧」的詩歌為務，其流風餘韻甚至波及新月派中一些年輕詩人。胡適徑稱這類詩為「笨謎」，儘管他本著「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主張，對這種詩風」從來不加批評」，只是「靜靜的旁觀」，但實在看不下去時也會「搖頭歎息」。

　　梁實秋不象胡適那樣，非得把「明白清楚」作為詩的第一要務，說「詩就是近於謎，不過不應該笨而已」，但也大不以李金髮等人的詩為然，公開表示：「他的詩大概是受法國的象徵派詩人的影響，我不大看得懂。」在這一點上，梁實秋與聞一多就表現出絕大的不同。講究形式卻不免為形式所累的聞一多有一次當面對梁實秋說：「你自管不懂，他的詩裡有東西。」梁實秋反問有「什麼東西」，聞一多沒有說出來。——公正他說，象李金髮詩歌的奧妙，不僅聞一多說不出未，恐怕任何人都難以說出來；「東西」或許有，其奈過於荒誕、晦澀何！

　　談到這一時期梁實秋的交遊，在後期新月社內，胡適具有不容忽視的位置。不同于聞一多、徐志摩的是，梁實秋與胡適的關係，在於師友之間，他對胡適更多的是敬仰、尊重。他後來多次表示：「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適之』。」

　　梁實秋最敬佩胡適的地方，主要在於他認為胡適是最完整集中地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極看重的「學問道德」的現代學人。

　　講道德，梁實秋認為胡適平生大節無虧，在任何情況下都絕無依傍，決不借助身外的力量以自重，始終保持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胡適不迂闊，懂得政治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也喜歡談政治。但梁實秋又很佩服他「無意仕進」「最多不過提倡人權」。甚至後來蔣介石推薦他做第一任總統，他都不肯答應。抗戰中，胡適激于民主大義，不得已做了一任駐美國大使，也保持了一個優秀知識分子的風操，「數年任內，僕僕風塵，作了幾百次講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須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臺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在政治活動方面，梁實秋認為胡適本人說過的一句話最為耐人尋味：「我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梁實秋曾做過猜測：「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

　　「大凡真有才學的人，對於高官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而對於後起才俊則無不獎愛有加。」這是梁實秋講到胡適另一面時說過的話，接下去他還說胡適的家庭就是一個小小的社交場所，「每逢星期日，『家庭開放』，來者不拒，經常是高朋滿座，包括許多慕名而來的後生。」「他與人為善，有教無類的精神是盡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的時候，親見他在校長辦公室不時的被學生包圍，大部分是托著墨海（硯池）拿著宣紙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是來者不拒，談笑風生，顧而樂之，但是也常累得滿頭大汗。一口氣寫二三十副對聯是常事。先生自知並不以書法見長，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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