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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月」雲煙(5)


  1927年國內局勢的動盪,使得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等這些新知舊友難得的會聚到了上海。現在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條件無不俱備。生性好動的徐志摩不由又技癢起來,倡議大家聯絡起來,繼續早期新月社的未竟事業。

  按照梁實秋的說法,新月社的重新開張是比較順利的。這是因為它反映了大家共同的要求:「與其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倒不如大家拼拼湊湊來辦一個刊物。」所以這才能一呼百應,計日程功。

  這次出力最多的,除徐志摩外,還有戲劇家餘上沅。他們兩人不僅負擔聯絡朋友互通聲氣的組織任務,還具體負責尋找地點籌辦刊物的工作。他們在法租界環龍路環龍別墅四號租了一幢小小房屋,做為開辦書店與刊物的辦公地方。徐志摩傾心熱愛印度詩聖泰戈爾,創辦早期新月社時,即以泰翁的一部詩集為名。如今,他猶不能忘情於此,提議仍沿用「新月」舊名。對此大家均無異議,唯有聞一多稍有不同的想法,以為「紳士趣味」太重一些。

  事情更深一步進展的時候,出了一點小小的不愉快。那是有一天梁實秋、聞一多、饒孟侃等人正在潘公旦家裡聚會,忽由余上沅傳來了消息,說是擬議由胡適之任未來新月社的社長,徐志摩擔任《新月》月刊的主編。梁、聞、潘、饒等人立即提出了異議,認為「事情不應該這樣的由一二人獨斷獨行,應該更民主化。」這個意見獲得了同人們廣泛贊同。徐志摩「何等明達」,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議,主張「改為集體編輯」,而實際發揮領袖作用的「胡大哥」,則根本不再「列名其間」。

  至少就梁實秋個人說來,對新月社進行的情況是非常滿意的。他最為欣賞團體內部的那種互不干預、互相獨立的寬容氣氛,雖為一體,但又「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為謀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那時及以後,他最樂於引用胡適的一句隱有所指的自負語:「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他以此律己,同時,也以此為驕傲。

  對於新月社新組成的陣容,梁實秋也非常自負,他對其中的主要人物一一品評說:「胡先生聲名蚤立,而且在我們這一輩中齒德俱隆,不奉他為魁首,也自然是領袖。志摩風流蘊藉,才華冠世;一多熱烈衷腸,學養深厚;光旦見識卓絕,外圓內方;其他各人亦無不鳳骨凜然,都是所謂特立獨行之士,」說到他自己,雖自謙為「忝附驥尾,最少建樹」,但也以「於當世紛紜左右夾攻之間,亦未敢不勉」自期。言語之間,隱隱流露出些微的驕傲與自豪。

  正是中國的一個多事之秋,在上海的黃浦江畔,一輪新月冉冉升起了。它存在了不過短短的三四年時間,然而,圍繞著它,在以後的歲月裡卻發生了許多複雜而有趣的文壇糾紛,成為新文學史上最熱鬧也最引人注目的篇頁之一。其間的是是非非、曲直恩怨,迄今仍為人們聚訟不休,仍是現代文學史家們最感頭疼的問題之一。

  三、海上生「新月」(下)

  1928年3月10日,裝幀設計十分別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書店出版發行了,這意味著後期新月社的正式開始。刊物的設計出自聞一多的匠心,「版型是方方的,藍面貼黃簽,簽上橫書古宋體『新月』二字。面上浮貼一張白紙條,上面印著要目。」梁實秋說這是參考了英國十九世紀著名文藝雜誌Yellow Book(按意為《黃皮書》)的外觀形式。《黃皮書》者乃是一種季刊,主要收詩、小說、散文及美術作品,作者多為當時文壇著名人士,在英國甚至整個歐洲都大大有名。

  梁實秋認為,不說別的,單是《新月》的版式形式,在當時就足以使人耳目一新。他甚至說「國內很少人看到過這《黃皮書》。假使左派仁兄們也知道有所謂《黃皮書》者,恐怕他們絕不會放過這一個可以大肆抨擊的題目。」後期新月社確實是極一時人才之盛,所以刊物的內容也足以同新穎醒目的形式相副。在創作上,他們很努力,也很執著,扎扎實實地致力於文藝事業自身的發展。在他們看來,「談文學,一切主義俱屬空談。重要的是作品。」

  梁實秋說過的一段話,可以代表他們共同的思想傾向:「就文藝而論,《新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藝發展的道路……利用文藝為工具也未嘗不可,不過不能認為那就是文藝的唯一的正當用途,更不能喧賓奪主的排斥正常文藝的作用。不要誤信什麼『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兩分法,這是晚近的硬製造出的一種衡量的標準。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原是指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派的主張而言;所謂『為人生而藝術』則文學史上根本沒有這麼一個說法。凡是文學都與人生有關。沒有人生還談什麼文學?不過人生範圍很廣,除了政治經濟等要素之外還有別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沒有偏執,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同時也不贊同以文學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說法。」

  後來,梁實秋在攻擊左翼文學運動時,也總是由此立論:「普羅文學運動,象其他的許多運動一樣,只是空嚷嚷一陣,既未開花,亦未結果,因為根本沒有生根……沒有貨色,嚷嚷什麼運動?而貨色又絕不是嚷嚷就出得來的。」

  許多年後,胡適之在談到自己的文化活動時,引用了佛典中的一句話,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說「努力必不白費,有耕耘即有收穫」。如果單就後期新月社而言,應該說,胡適的這後是反映了某些基本事實的。《新月》月刊自1928年創刊,到1933年6月停刊,其間始終未曾間斷,共出了四卷四十三期。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載了詩、小說、散文、戲劇、評論等各體創作,可謂洋洋大觀。與此同時,新月書店的生意也堪稱紅火,胡適出版了暢銷一時的《白話文學史》上卷,聞一多出版了同樣暢銷的詩集《死水》;徐志摩出書最多、也擁有更多的讀者,象詩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巴黎的鱗爪》、《自剖》等,都是一紙風行使洛陽紙貴的著名作品。優生學家潘光旦出版了《馮小青》、《家庭問題論叢》、《人文主物學論叢》,陳西瀅出版了《西瀅閒話》,淩淑華出版有《花之寺》,陳衡哲出版有《小雨點》,沈從文出版有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及短篇小說集《密柑》與《好管閒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獨幕劇》、陳夢家的《夢家詩集》、《新月詩選》,曹葆華的詩集《落日頌》、餘上沅的《國劇運動》、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譯《瑪麗瑪麗》、伍光建譯《造謠學校》、《詭因緣》、顧中彝譯《威尼斯商人》、劉英士譯《歐洲的向外發展》、陳西瀅譯《少年歌德之創造》等,都在新月書店先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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