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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月」雲煙(4)


  我們以上不厭其煩地引錄了那麼多人的言論,目的很簡單,旨在使我們的讀者由此可以對在新文學史上產生過極大影響的「新月派」一班人有一個初步印象。實際上,他們的情況遠不象我們從前所估計的那樣奧妙複雜。所謂「新月派」,只不過是一幫自由知識分子的自願結合,既無思想綱領,也沒有奮鬥目標。大家聚在一起,無非是憑著興趣寫點文章,談笑作樂而已。在中國,說他們不識相、不合時宜則可;要說他們有什麼鴻猷遠圖、想實現什麼理想或目標,則實在是對他們的過份抬舉。

  梁實秋同徐志摩的交遊可以追溯到1922年在清華學校讀書時代。那時,徐志摩剛從歐洲遊學回來,詩名滿京都。有一次清華文學社想請他來做講演。由於徐志摩與梁啟超有師生之誼,梁實秋就委託同班好友、梁啟超的大兒子梁思成代邀徐志摩。那時正當秋令,正是水木清華風物燦然的絕好時光,梁實秋第一次見到了這位當世才子,留下了再好不過的印象:「……飄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長長的臉,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長,穿著一件綢夾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綴著幾顆閃閃發光的紐扣,足登一雙黑緞皂鞋,風神瀟散,旁若無人,」活脫就是一個六朝中人。

  此後,梁實秋去了美國,徐志摩則在北京熱心于「新月社」俱樂部活動,並且由於同陸小曼的戀愛鬧得沸沸揚揚。彼此再沒發生直接交誼。但有一件事給梁實秋留下了極大好感。其時,他受白璧德影響,一連寫了好幾篇抨擊浪漫主義的論文,他雖明知「和志摩的文學作風不是同調」,但還是都直接投寄給了他所主編的《晨報副刊》,而徐志摩不以為忤,居然一一都給刊登了出來。對比當時另一些人的文風,梁實秋深有感慨,說:「志摩及其一夥究竟是自由主義者,胸襟相當開廓,有相當容忍的器量,主張歸主張,友誼歸友誼。」所以,1926年梁實秋歸國後,忽於某一日接到邀他於舊曆7月7日參加徐志摩與陸小曼婚禮的請柬,一點不以為奇。

  那次在北海公園舉行的婚禮實際氣氛很緊張,帶有強烈的火藥味,證婚人學界耆宿梁啟超使酒罵座,指著新郎新娘的鼻子嚴厲斥責,使舉座驚詫。但梁實秋因為自己的心情特好,所以對那場別致的婚禮也看得輕鬆裕如,以為十分美滿。雖然席間對徐志摩、陸小曼的婚事有不少「竊竊私語」,但他一概置之耳後,慨然宣稱:「結婚離婚都僅是當事男女雙方之事,與第三者何干?」

  1927年,在梁實秋、餘上沅逃難到上海定居之後,象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潘光旦、丁西林、饒孟侃、劉英士、張禹九等一於人,由於同樣的原因,也都先後來到了上海。此時的徐志摩與陸小曼有情人終成眷屬,興致正高,渾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重新鼓起了振興一度中落的「新月」事業的勁頭。

  提起新月社,說來話長。

  人所周知,新月社最初成立是在1923年。當時,剛從英國回來的徐志摩串聯起一班朋友,模仿歐洲文藝沙龍,由他父親徐申如和黃子美出資,在北京石虎胡同七號辦起了一個名為「新月社」的團體。就徐志摩個人而言,他當初事業心很強烈,一心要把新月社辦成純文藝社團。他說:「我們當初想望的是什麼呢?當然只是書呆子們的夢想!我們想做戲,我們想集合幾個人的力量,自編戲自演,要得的請人來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他堅信自己的事業會成功:「幾個愛做夢的人,一點子創作的能力,一點子不服輸的傻氣,合在一起,什麼朝代推不翻,什麼事業做不成?當初羅刹蒂一家幾個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瓊司幾個朋友在藝術界裡就打開了一條新路,肖伯納衛伯夫婦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裡也就開闢了一條新道。新月新月,難道我們這新月便是用紙版剪的不成?」

  從後來的實際發展看,說文藝界這初上的一彎新月是紙板剪的固然不妥,不過,與其創辦人的原始初衷確也大相逕庭。徐志摩視為名山事業的新戲劇沒能如他預期的那般有聲有色的開展起來不說,更要命的,是團體本身的文藝色彩日漸消褪,而俱樂部的性質卻大為加強突出出來。到1925年年初時,已有些灰心喪氣的徐志摩在一封信裡抱怨說:「……有舒服的沙發躺,有可口的飯菜吃,有相當的書報看,也就不壞;但這躺沙發決不是我們結社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們的目的。不錯,我們曾經開過會來,新年有年會,元宵有燈會,還有什麼古琴會書畫會讀書會,但這許多會也只能算是時令的點綴,社友偶而的興致,決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決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棱角。假如我們的設備只是書畫琴棋外加茶酒,假如我們舉措的目標,是有產有業階級的先生太太們的娛樂消遣,那我們新月社豈不變了一個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舊世界了嗎?這Petty Bourgeois(小資產階級)的味兒我第一個就受不了。」

  然而,還有比這令人更為難堪的。新月社開辦之初,由於大重朋友義氣,文藝家可以進,文藝家之外的社會三教九流也全都來者不拒。比如,象官僚政客林長民、丁文江、銀行家、企業家張君勵、黃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發起人,真正從事新文藝的不過胡適、徐志摩、陳西瀅、淩淑華等區區可數的幾個人。這種奇怪現象難免招致物議,連徐志摩本人後來也未免心虛,不得不出來辯解:「因為我們社友裡有在銀行裡做事的就有人說我們是資本家的機關。因為我們社友有一兩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說我們是某黨某系的機關。因為我們社友裡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說我們是北大學閥的機關。因為我們社友裡有男有女就有人說我們是過激派。這類的閒話多著哩;但這類的腦筋正仿佛那位躺在床上喊救命的先生,他睡夢中見一隻車輪大的怪物張著血盆大的口要來吃他,其實只是他夫人那裡的一個跳蚤爬上了他的腹部!」

  誠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徐志摩把別人的議論一律斥之為「閒話」。但那種種所謂「閒話」,不都是最基本的事實嗎?既是事實,那麼悠悠之口,又如何防堵!

  正是因為存有這種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隨著1925年徐志摩的再度游歐,早期新月社實際上即不可避免的武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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