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三章人在旅途(10)

第三章人在旅途(10)

　　梁實秋在五四時代之後的一切行為，正是按照這個歷史邏輯演進的。他極其珍重獨立人格，因而，他沒有參加任何政治集團，所以他後來同五四精神發生疏離也就不是社會政治的原因。在他的天性中，似乎有一種對「秩序」「理性」「穩健」的天然偏愛。他當然更喜歡盡善盡美的「合理」和「美滿」，但當「盡善盡美」不會成為可能時，就寧願退而求其次：可以不那麼「盡善盡美」，卻絕對不能徹底的破壞殆盡。本書前面談到的一個細節，對認識梁實秋的這種性格是不可忽略的：五四中，一部分學生沖進他的宿舍，要和同宿舍的章宗祥的兒子算帳，毫不講理的搗毀了章宗祥兒子的床鋪。對此他說「我回來看到很有反感，覺得不該這樣做。」以後不久，他講到自己的另幾句話同樣值得注意：「那時候學力未充，鑒別無力，自己並無堅定的見地……幸而，由於我的天生的性格，由於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麼是穩健的康莊大道，什麼是行險徼辛的邪惡小徑。」

　　可以說，幾乎就在五四高潮過後；梁實秋就開始了對五四運動、對自己思想行為的反思。自然，反思並不等於否定，而是用一種新的價值尺度重新加以評估和衡量。就在這種新的價值尺度的最後確立過程中，白璧德的思想學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於聽了白璧德的講課，並進而讀了他的主要著作後，粱實秋對自己以前的信念發生了徹底的動搖。對此，他直言不諱地說過：「自從聽過白璧德的演講，對於整個的近代文學批評的大勢約略有了一點瞭解，就不再對於過度浪漫以至於頹廢的主張象從前那樣心悅誠服了，」「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

　　139他把懷疑的觸角伸延到了剛剛經歷過的新文化運動，說：「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綜合地看，梁實秋從白壁德學說中受用最大的不外兩點。首先，在人生觀上，梁實秋最感興趣的，是那種以自我克制為特徵的理性人生，也就是所謂的「新人文主義。」他倡揚白壁德的主張說：「他重視的不是elamr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做了多少事，而是在於有多少事他沒有做。白壁德並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只是堅持一個態度——健康與尊嚴的態度。」品評一個人，不看他做了什麼，做了多少；而主要是看他沒做什麼，粱實秋的這個說法真是新鮮之至！由此可以看出他把「理性」和「克制」推到了多麼尊崇的地位。其實，他的理想說穿了也簡單，不過就是中國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那種法規嚴明、秩序健全的民主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人人享有自由，人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同時又人人都有文明教養，文質彬彬，行為合度。於是，社會發展進步，個人自由幸福，皆大圓滿，兩蒙共休。

　　其次，在文藝觀上，梁實秋公開申明不贊同「浪漫」，主張智慧、理念、典雅，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由於反對文藝上的浪漫主義，所以勢必觸及浪漫主義的祖師盧梭。在美國，據說白壁德反對盧梭是出了名的。他不管針貶批評什麼思想，最後總是偏頗的記到盧梭的賬上，似乎盧梭成了世間一切罪惡的總根似的。美國有家報紙曾據此專門刊登過一幅漫畫，畫面上

　　是自壁德匍匐在地，揭開床單朝床底下驚恐地窺探，看是否盧梭藏在下面。在這一點上，梁實秋正好與白壁德同調，同樣是一個狂熱的盧梭反對者。

　　一般地講，他寫文章是挺平和、挺理智的，就是一講到盧梭，便不免立即尖酸刻薄起來，幽默、俏皮、挖苦，諷刺……應有盡有。譬如，他甚至說過這樣有失理智的話：「一個最無行的文人說過：『我不一定比別人好，但是我和別人不同』（按這兩句話出自盧梭《懺悔錄》）。簡單說，這就是立異。處心積慮的要和別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個方法：別人用兩腿行走，我用兩手來爬；別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別人的頭髮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別人終身娶一次，我見一個愛一個，愛一個娶一個；別人生了孩子，自己養育，我生了孩子送進孤兒院去；別人做事有所忌憚，我做事無法無天……」

　　白壁德反對浪漫主義，止于盧梭；梁實秋反對浪漫主義，又大大地有所發揮，創造社的郁達夫便不幸成為他批判浪漫主義文藝思潮時的祭品。1926年初，梁實秋寫了一篇文章（請注意，此時他與創造社尚無絲毫抵牾，至少表面的友誼關係尚未破裂），不待明眼人也會知道，他文中來勢不善的一段話便是針對郁達夫的：「近來小說之用第一位代名詞——我——的，幾成慣例。浪漫主義者對於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傷感，愈把自己的過去的生活說得悲慘，自己心裡愈覺得痛快舒暢。離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寫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塊手指，便可敘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刹未遂；晚飯遲到半小時，便可記錄自己如何如何的絕粒……」

　　不久之後，這種含沙射影的含含混混索性也不要了，變成了直接了當的公開攻訐：「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就事論事，並沒招惹梁實秋的郁達夫遭此非議，其曲在梁。然而我們又不能不看到，一向寬厚溫和待人的梁實秋確也不是「人身攻擊」，他是從自己的價值尺度出發，揭示一種文學現象和社會現象。而且從或一角度看，他所描述的郁達夫種種，也真的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1926年7月間，在美國學習了整整三年的梁實秋，正是以這種迥異于去國時的新的精神狀態回到中國的。當他乘坐的「麥金萊總統號」徐徐抵達上海吳淞口時，不禁感慨萬千。同三年前相比，眼前的祖國固已物是人非；再想想自己，也迥非往日之我。身當此際，他想到的應該是古人這樣的詩句吧：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
　　對此可以酣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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