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二章水木清華(13)

第二章水木清華(13)

　　當胡適的《嘗試集》詩集問世，後又在詩歌批評中竭力宣傳他的「話怎麼說，便怎麼說」主張的時候，性情激烈的聞一多義憤填膺地說：「感謝實秋報告我中國詩壇底現況。我看了那，幾乎氣得話都說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創作界還沒有作夠嗎？又要在批評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沒有立足之地了！」《冬夜草兒評論》一書出版後，胡適主持的《努力》週報載文予以反批評，聞一多不避鋒芒，公然對朋友說：「北京胡適之主持的《努力週刊》同上海《時事新報》附張《文學旬刊》上都有反對的言論。這我並不奇怪，因這正是我們所攻擊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們來贊成我們呢？」

　　溫和方正如梁實秋，在對待胡適的問題上，話雖說得委婉蘊藉，而態度同他的朋友一樣鮮明：「我們以為詩可以用白話寫，但白話並不等於詩，詩還是要有詩意才行。象胡適先生的『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那樣的白話詩，我們就不大欣賞。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怎能不想起人兒遠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廁是第一件大事……』，這一類的句子更不像是詩。」

　　正是為了「抵抗」胡適之為代表的新詩創作中的，『橫流」，梁實秋與他的朋友感到了有「非同別人協力不可」的必要。而依照當時他們的眼光，可以結為朋友致力於共同事業的，「當然只有《創造》諸人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梁實秋與聞一多同創造社諸君子締結了一段短暫然而卻密切的友誼關係。

　　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正是那本《冬夜草兒評論》一書。此書出版後，從胡適那裡反饋回的信息令梁實秋和聞一多十分惱火，但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寫給他們的一封信，卻令他們大為興奮、激動。郭沫若在信中以詩人特有的激情引梁、聞為同調、為知音，真誠又有些誇張的表示：讀了那本書後，「如在沉黑的夜裡得見兩顆明星，如在蒸熱的炎天得飲兩杯清水……在海外得讀兩君評論，如逃荒者得聞人足音之跫然」。

　　在這之前，梁實秋與聞一多早對郭沫若的《女神》佩服得五體投地，許為「現代第一詩人」：而今，他們更有受寵若驚之感，有如琴師俞伯牙終於遇到了知音的鐘子期：「我們應該滿意了。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如發狂。我們素日讚揚此人不遺餘力，於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那時，適逢一個外國刊物正在評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天真爛漫的聞一多告訴梁實秋說：「昨見田漢曾得一票，使我驚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從此之後，梁實秋、聞一多同創造社諸君子的友誼，迅速地朝縱深處發展。他們經常互通信息，交流切磋詩藝，共同遵奉「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信條。在《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上，梁實秋的詩、散文、小說佔據了引人注目的突出位置，儼然同創造社結成了並肩作戰的友軍。他們推心置腹，同心同德，以能做一個「純藝術主義」的信徒而自豪。

　　這一期間，梁實秋與聞一多對創造社主要成員們的讚美也不斷升級，表明他們的關係似乎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講關於藝術與人生之關係的話，很有見地，」「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只要郭沫若贊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一次聞一多與梁實秋談起郭沫若，隨即將談話內容寫信報告給家人道：「昨與友人梁實秋談，得知郭沫若在滬賣文為生……以郭沫若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應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激憤之情溢於言表。但其中所謂在「新文學界應首屈一指，」則不知何所據而雲然。

　　到了1923年初秋季節，梁實秋在清華畢業，打點起行裝遠赴美國留學，在上海盤桓期間，他們同創造社的友誼算是達到了頂點。大約一周中，梁實秋與創造社諸君子朝夕過從，彼此坦誠相待，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令梁實秋十分激動的一幕情景是，一天他找到郁達夫一同去到民厚南裡拜訪郭沫若，陪客者中還有與郭同住的成仿吾。談話間，他說起自己患甲狀腺腫，學醫出身的郭沫若立即熱情的說：「我是醫生，我來給你看看。」隨後又是翻書查資料，又是診察，詳細的解釋病源病狀，力勸梁實秋到美後抓緊治療。那天，他們談了很久，到中午時，又堅留午飯，內容是「一巨缽辣椒炒黃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雖然不免清苦，但梁實秋吃得很盡興，深為朋友能以誠相待而激動萬分。到了晚上，郭、郁、成堅邀梁實秋到會賓樓會飲，由於這次有書店老闆的兒子跟著會賬，他們幾個人也就樂得大大慷慨一番。梁實秋記得，那天晚上他放開酒量痛飲，結果喝得酪酊大醉。

　　更為重要的是，在梁實秋滯留于上海時，創造社同人還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動議，要把他們視同生命的《創造》季刊的編務委託梁實秋與已在美國的聞一多代為主持。到此，單從表面看，梁、聞二人同創造社同人的關係，好象已發展到了魚水難分的地步。聞一多說：「實秋已被邀入創造社。」不管這個說法是否十分確切，至少從創造社這方面看，他們的確是把梁實秋、聞一多完全當作同道看待的。

　　然而，友誼歸友誼，從更深層次看問題，梁實秋、聞一多與創造社諸君子畢竟有著不容輕忽的區別。梁、聞二人衷心敬佩創造社二三子的才華不假，在藝術追求上有著共同的傾向也是事實，為此他們可以不斷他說些「當今詩人郭沫若、田漢、徐志摩頗可觀，此外無人也」之類的讚美話，但要他們脫掉自己的特色，完全溶化於創造社的那種色彩裡，又是萬萬不可能的事。他們同創造社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同」，遠遠不能掩蓋在更帶根本性質問題上的「異」。說到底，不管在人生價值觀念上，還是在藝術價值觀念上，他們同創造社的追求都是根本不同的，因而最終也是不可能合二為一的。

　　梁實秋回憶最初同創造社同人訂交的一段話，即含而不露地透露了一點端倪：「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裡，見到郭、郁、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鬱為最。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而後，郁達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實秋，當面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更使梁實秋不勝駭然。他說：「前者我欣然承諾，後者則清華學生夙無此等經驗，未敢奉陪（後來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車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為滿意雲）」。

　　很可能是因為內心早築起了一道防線，當創造社方面主動地邀請梁實秋主持《創造》季刊編務（應該說，這是創造社賣給梁、聞的一個大面子）時，他卻斷然拒絕了。推源溯始，不能不說，就是在雙方關係最熱乎的時候，梁實秋其實也都在內心深處保持著一種界限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