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二章水木清華(9)

第二章水木清華(9)

　　在這次論爭中，梁實秋是以新文學的護衛者姿態出現的。以外國字母代替小說中的人名地名是否妥當，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將新小說與舊式的「某生體」相提並論，實際上暗含了混淆新、舊文學界限，並進而抹殺新文學的危險。因此緣故，比起同周作人的討論，梁實秋在這次爭論中就義正詞嚴得多：

　　用羅馬字母的辦法，本來未必一定是好，盡有商量的餘地，我們若有反對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說，不必深文羅織，硬派做新的「某生體」。這種舉動，就如北京的官憲亂拿過激派的頭銜給人戴，一樣的可笑。

　　儘管真的動了肝火，梁實秋在論辯時依然保持了良好風度，他堅決拒絕使用對手使用的那種「武斷」手法，而堅持以理服人。他從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實踐闡述了小說中可以以外國字母代替人名、地名的理由：

　　小說作者的任務是隨著小說的性質而異的……現在姑且退一步說，假定「小說作者的任務」只在「極明確極活現的告訴讀者小說裡面他是怎樣的一個人，」那麼這種功效也決不是「用心思去構」「人名地名的命取」所能奏的。要想描繪一個軍人，只是給他取一個「趙得勝」或「李振標」的名字，要想描寫一個商埠，只是取名上海天津，恐怕也不能「極靈活地表現在紙上」罷？我以為PSmt是沒有什麼「根本是不好」的所在。人名地名的命取值不得多大的注意，文藝作品的好壞不在這些小地方。

　　「文藝作品的好壞不在這些小地方」，這句話很精采。就論題本身看，正該得到這樣的概括評價。可梁實秋事實上這次並沒輕忽「這些小地方」，因為此處問題現象的「小」，實則反映了問題性質的「大」，表明了對誕生不久的新文學持什麼態度的問題。

　　幾乎與此同時，梁實秋還開闢了另一條戰線，對手則是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元老吳稚暉。

　　那年的二月間，梁實秋曾代表《清華週刊》編輯部，邀請他最尊重的梁啟超擬寫了一份《國學入門書要目》，刊登於五月份的週刊，其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國學的初步方法。」同時應邀撰擬類似書目的還有胡適之。

　　慣寫「嬉弄諧謔」體文章的吳稚暉，隨後對梁啟超開列的書目作出了反應。但這位老先生的文筆太缺乏檢束，謔浪笑傲是其所長，而嚴肅認真則為其所短。他發表在《晨報副刊》的一篇文章看文采倒是風趣橫生，但要命的是，卻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論點」，簡直讓人弄不懂是他不對還是梁任公不對。攻擊性的話俯拾皆是，又是「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災梨禍棗」「可發一笑」，又是「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明」，又是留學生出國只應該學習「用機關槍對打」。大概是為了強化效果，以致于弄得文章文理不通、語序顛倒，使人哭笑皆非。

　　對於這樣的對手，梁實秋的表現是：不客氣。儘管對方德望俱隆，梁實秋還是絲毫不留情面，他在題為《灰色的書目》一文中，針對吳稚暉稱梁啟超的書目為「灰色的書目」的說法，反唇相譏，簡截了當地指出：

　　我覺得吳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點「灰色」！又長又冗的一大篇，簡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線索和辯駁的論點。裡面文法錯誤欠妥的地方，不可計數；然而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最高等之名流」寫文章的時候往往是不計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為吳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擬的書目的動機和內容，以致所下的斷語只是糊塗、誤解、孟浪！

　　除掉相互的辯難不談，梁實秋這篇文章真正值得注意之處，是他對「國學」的看法。他在文章裡一則說：「整理國故原不必盡人而能，因為那是需要專門的人材，無須乎『大批的造』，」再則曰「外國的學問不必勉強附會，認為我國古代早有，而我國古代確是早有的學問，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誇與自卑的思想都是該至少『丟在毛廁裡三十年』的！」從表面看，他不偏不倚，持論似較吳稚暉全面，公允得多，但究其本意，他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免掉為「國學」「國粹」辯護之嫌的。他這一次實際是充當了一個十分尷尬的角色。無怪乎吳稚暉轉而較為認真地對待此事的時候，所說的一番話就使梁實秋難乎為詞了。吳稚暉這樣說：「梁卓如先生在二十年前，對了張之洞的書目，雖不曾做有剛剛反對的文章，卻有著不言而喻反對的精神。這是現面盎背，當時自命新人物者，個個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舊國粹派者，個個把那精神銜之刺背，罵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線路和辨駁的論點』的，所在皆是。」

　　從這話看，這位吳稚老確乎是個辣手，他只不過重複了一點歷史現象，就把一個內涵極端複雜的社會歷史問題，提綱摯領的撕掠得一清二楚。想來梁實秋讀了這段話，一定汗顏到無地自容吧！

　　在這幾次論爭和討論中，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便是梁實秋對論戰本身所採取的態度。雖然年青人肝火旺盛，難免有時會感情用事，出現意氣之爭。但大體而言，他是始終注意保持了一種「君子風度」。論難之際，從內容上注意充分說理，以理服人；從形式上則儘量做到溫穆、平和，問題一經辯明，便「得放手處便放手」，堅持「窮寇勿追」的原則。從而形成了他此後堅持一生的「紳士風格」的文風。

　　正是這一時期，對於在文章辯難時進行人身攻擊或避而不談論題只旁敲側擊的做法，他表現出深惡痛絕的態度。比如，在那次關於「新某生體」的論爭中，同朱大枬的正面交手進行得心平氣和，但蹇先艾的一點「雜感」卻使他大為光火。蹇先艾的文章中寫道：「我正想收場，章彬如來了……向我說：『上海創造社的人，慣用mpst代小說的地名人名，梁實秋先生正在與創造社聯絡，所以他不能不有這種反響』。我笑得口都合不攏來。如果真是這樣，實秋君！可惜你白費工夫了。」

　　就是這看似不足道的一段小小傳聞，卻使梁實秋生了真氣，他以一向很少見的激憤口吻提出了強烈抗議：「章彬如是何許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君根據什麼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實秋之腹』！」他從正面公開宣稱自己在文字之爭中的立場和態度時說的一段話，中氣充足，極有挑戰性：

　　我梁實秋是把文學當做獻身的事業的，凡是以正當的態度研究文學的都引為同志。文藝裡有主義的不同，沒有偏辟的黨見。梁實秋生就的一身硬骨頭，不怕嘲罵，不避嫌疑，不惜費紙費筆費精神！我和創造社是有聯絡，（雖然不是「正在聯絡」），然而這沒有什麼可恥。文學研究會若和我·主張相近態度相合，我也要聯絡；……曦社若是分子優秀頭腦清楚的，我也要聯絡：……我不是把文學當做飯吃的，不想憑藉會社的勢力欺淩別人的。我和創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義之交，彼此互相監督不稍假借；我沒有做過與創造社同人狼狽為奸的行為，我沒有用過創造社的半個銅子。一切猜疑我的人們，息了你們的卑鄙的念頭罷！

　　以上的一段話，今天讀來，仍然覺得虎虎有生氣。它不異是梁實秋個人的一份「宣言」，是他為自己做人做事業確定的一個原則。此後，他將努力鞭策自己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履行諾言、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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