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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木清華(8)


  基於如上的認識,梁實秋和聞一多決心說出自己的心裡話,他們各自擇定了一個靶子,相繼寫出了《草兒評論》和《冬夜評論》兩篇長文。聞一多的《冬夜評論》寫出後,曾寄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但稿子寄出很久不見答覆,請求退稿也沒有回音。這使他們敏感的心靈如受到重大刺激,愈發感到有公開發言的必要。在這時刻,又是梁實秋的父親梁咸熙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慷慨解囊,拿出一百元送給兩位年輕人,使他們得以順利地把自己洋洋四萬字、合稱為《冬夜草兒評論》的著作出版發行。後來,這本書即成為「清華文學社叢書第一種」。

  在這部著作中,他們盡情闡發了自己對新詩創作的意見,熱切地傾訴說:「不幸的詩神啊!他們爭道替你解放,『把從前一切束縛你的自由的枷鎖鐐銬打破』,誰知在打破枷鎖鐐銬時他們竟連你的靈魂也一齊打破了呢!」從這情感充溢的話中,約略預示了詩壇上將有一種新的詩歌理論和創作風格的出現,只不過現在還處於萌芽時期。至於其完全成熟期的到來,那要等到新月派活動的全盛時代了。

  與開展「清華文學社」活動的同時,梁實秋還擔負起了《清華週刊》的編輯撰稿的任務。他這項工作的合作者是吳景超。那時,他們必須每週編起一期篇幅達一百八十頁的稿子,還得自撰社論,間隔不久,還要加出《文藝增刊》。任務相當繁巨,但他們幹得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對這份刊物,梁實秋懷有相當渾厚的感情,曾以自豪的口吻說過:「我不知哪一個學校可以維持出版一種一百八十頁的週刊,歷久而不停。」從下面的一段記述可以看出,當年的梁實秋,在清華園內不失為一位鋒頭甚健的人物——

  我們寫社論常常批評校政,有一次我寫了一段短評鼓吹男女同校,當然不是為私人謀,不過措詞激烈了一點,對校長之庸弱無能大肆攻擊,那時的校長是曹雲祥先生(好象是作過丹麥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學問道德如何則我不大清楚),大為不悅,召吳景超去談話,表示要給我記大過一次,景超告訴他:「你要處分是可以的,請同時處分我們兩個,因為我們負共同責任。」結果是采官僚作風,不了了之。我喜歡文學,清華文藝社的社員經常有作品產生,不知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有那樣大的膽量,單憑一點點熱情,就能振筆直書從事創作,這些作品經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週刊上發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藝一欄自不待言,每逢節日還有特刊副刊之類,一時文風甚盛。這卻激怒了一位同學(梅汝敖),他投來一篇文章《辟文風》,我當然給他登出來,然後再辭而辟之。我之喜歡和人辨駁問難,蓋自此時始。

  「喜歡和人辨駁問難」,這確乎是當時年輕的梁實秋的真實寫照。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浪漫,特有的熱情,到處和人爭論,一點不象他中年之後表現的那般溫和敦厚。從1922年夏到1923年夏的短短一年間,他至少參與了當時文壇上的三次論爭。論爭的對手,有的是同輩青年,有的則是前輩的權威。

  1922年6月25日,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讀仲密先生的(醜的字句)》一文,就新詩創作向當時的批評大家周作人提出了異議。他一本在《冬夜草兒評論》早就闡明的宗旨,熱情地維護著繆斯女神的尊嚴和美。在他看來,美,應該成為詩歌創作所應遵循的最高原則,不美無以談詩。所以他反對周作人「瓜皮艇子茅屋尺素書」可以入詩、「小火輪洋樓電報」等也可以入詩的觀點。他堅持以為「醜」的字句象「小便」「如廁」之類決不可寫進詩中,那樣會把詩美破壞淨盡。他舉出湖畔詩人中的一句「一隻母雞被一隻雄雞強姦了」,認為不僅「俗淺」,而且「醜不堪言」。討論擴大後,梁實秋的思路也隨之加深,而且更系統化。後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的兩段理論色彩很強的話頗為引人深思。因為三十年代他同魯迅及左翼諸公所爭辯的問題,其基本思想都已在這裡初具雛型。

  其一講的是「情感」問題:

  我們不要把「情感看得太不值一文錢。詩自然是「止於表現情感而已」,但是人的情感不是都可以在詩裡表現的,要經過一番刷洗涵養的工夫,要經過選擇刪裁的手續,然後才有在詩裡表現的價值。……丘八爺口裡的「他娘的……」、洋車夫口裡的「……」,未嘗不是情感,……亦未嘗不真,然而詩人採取這類材料時,不能不「計較字句的醜不醜」了!即以現在所謂詩人的詩而論,除一本《女神》以外,所表現大半是些情操(Sentiment),不是情感。

  很明顯,他在這裡極力維護的是情感的純潔、高尚。

  其二所涉及的是最易引起歧議的問題,梁實秋正因為日後始終堅持並發揮了此處所闡發的思想,而贏得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諡:

  東巒先生說:「無論誰們盡有作詩人的資格,」我想資格二字還待解釋。詩人必備的資格是什麼,且不必講;假如人人都成為詩人,那麼也就不成為詩人了。詩人是一種特殊的稱號,以別于非詩人的,我以為人人皆有作詩人的可能(Posgibility),但人人不能皆有作詩人的必能(Proba-hillity)。

  詩境即是「仙人境界」,因為都是超脫現實世界以外的——想像的。所以學詩無異於求仙。離開現實世界愈遠愈好,工部稱青蓮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這是詩人特備的資格。放翁有一絕:

  「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
  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可憐現在的一般「詩人」無仙骨而「妄學詩」啊!

  我要首先向無仙骨而妄學詩的人說:「不要作詩罷!」

  ——不敢說「不准作詩」。

  假如我們能夠鎮定下來細細體會梁實秋的這番話,至少不能不說,他有一片熱愛藝術、忠誠於藝術的癡心,同時也是真正懂得藝術的知音者。

  翌年的六月份,梁實秋與朱大枬等就小說創作中的「新某生體」展開的爭論,情形更形激烈。

  論爭由朱大枬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說法引起。他把當時一些新小說家喜歡在作品中以外國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作法譏誚為「新某生體」。比附既不恰當,且其文中「天賦中國人以兩種特質——仿效和懶惰」的說法,與新文學創作呈現的積極進取氣象也正相違背。梁實秋大概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連寫了四篇文章與對手反復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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