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二章水木清華(7)

第二章水木清華(7)

　　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治，不知什麼人傳出了消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譁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1922年3月間羅隆基寫了一篇《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發表在北京晨報，翌年三月間由學生會印成小冊子，並有梁任公先生及淩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贊成清華應有一健全的董事會，可見清華革命之說確是合乎當時各方的要求。

　　關於當時群眾運動在青年學生中造成的「浮躁」心理，梁實秋也以清華學校為例，說過一段話：「學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不過罷課次數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有人譏笑我們是怕考試，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辯，不過罷課這個武器用得次數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確是事實。」

　　梁實秋在五四運動中的全面表現，實際是對他日後所走生活道路的一個預示。在中國現代歷史上，他以及他那個圈子中的朋友們，構成了我們過去研究甚少但實際不容忽視的一種知識分子類型。很顯然，在新與舊的對抗中，他們屬新派人物，甚或可以說，較之同時代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所吸吮的新文明、新思潮都更充分些，他們的思想觀念更富有現代色彩，更接近世界意義的進步文明。但是單是有了這一點，還不能保證他們在行動上也是最前衛、最先進的。他們不同于陳獨秀們，不同於魯迅們，甚至也不同于周作人們。周作人有時還對自己身上的「流氓鬼」自鳴得意，欣賞之態諡於言表。

　　而梁實秋，更衷心嚮往的是一種「貴族文明」，如他所說：「我嚮往民主，可是不喜歡群眾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歡專制獨裁；我酷愛自由，可是不喜歡違法亂紀。」即是說，他希望中國社會變革，希望中國向先進國家、先進文明認同，走真正的現代化之路；但他又認為實現這種變革和理想的道路，應該是有秩序的、文明的。他十分警惕在變革過程中會有新的更加邪惡的東西出現，取代舊的邪惡，造成新的更沉重的民族災難，他懂得，在中國，擔心發生這種情況並非庸人自擾，而是具有極大的現實性、可能性的。

　　正是基於這種心態，梁實秋歡呼五四運動的爆發，以全副熱情歡呼一個新時代在中國的到來。但與此同時，他又憂心忡忡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擔憂在一個良好的開端後，會以壞的結果而告終。

　　四、最初的發言

　　五四運動對那一代青年人心靈的影響，無論怎樣估量都不會是過傷的，它甚至可以說是用一種新的范型對中國人（首先是中國知識青年）重新進行了塑造。

　　經過五四洗禮的梁實秋與他的學友們，已明確預感到，他們此後的人生道路將是迥異於前代人的一種新的人生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尚不可預期，尚須要他們自身進行艱苦的探索和實踐。

　　比起古老中國的人們，他們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最根本的一點是，他們以那麼強烈的好鬥姿態，表現出對社會的積極參與意識。即是說，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動，要向整個社會發言。對著比他們尊貴得多的大人物，對著比他們年長得多的前代人，對著比他們深奧得多的權威們，他們要大聲地說出自己的意見；而且，他們還不滿足於自己的意見僅僅成為無數意見中的一種，還要力圖使其成為未來社會中最有影響、最有力量的一種意見。

　　梁實秋正是在這種心理衝動的驅使下，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首先是文學批評的生涯。

　　在清華園內，五四的風潮甫告平息，忽而出現了一個叫做「小說研究社」的小團體，它就是由梁實秋與顧一樵、翟毅夫、齊學啟、李滌靜、吳錦銓共六個在校學生發起成立的。在校園裡，他們設法弄到一間沒人住的學生宿舍作會址，公然堂而皇之地開展起了各種活動。最後的實際成績是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

　　其實，組織團體從事各項活動，梁實秋早有此打算。在這之前，他就同吳卓、張嘉鑄等幾個喜歡書法的同學組織過一個小團體，專門以練習書法相號召。一直在暗中注視著兒子成長的梁咸熙先生，在關鍵時刻出資幫助，還親為他們的團體命名為「清華戲墨社」。梁實秋那時分外勤奮：「七點打起床鐘，我六點就盥洗先畢，天濛濛亮我和幾位同學就走進自修社，正襟危坐，磨墨伸紙，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從未間斷。」象《張遷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曹全碑》等，全都經過細心的臨摹揣摸，包世臣的

　　《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也都被他讀成了斷爛殘編。

　　由「清華戲墨社」而「小說研究社」，不但反映出這班青年人在事業上的興趣轉變，同時更表明他們對與人生聯繫更密切的問題開始關切起來。應該說，在這一點上，他們同當年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社團成員們，是完全一致的。而「小說研究杜」在成立時間上，還要大大早於新文學運動中這兩個著名社團。

　　隨後不久，比梁實秋早兩年進入清華的聞一多的加入，更給「小說研究社」增添了活力。團體進一步擴大了，又增加了朱湘、孫大雨，謝文炳、饒孟侃、時昭瀛、楊世恩、吳景超等。從這個班底也可看出，文學成了他們致力的核心事業。所以後來，乾脆接受了聞一多的建議，將社名改為「清華文學社」。此後樑實秋與聞一多保持了終生的友誼，正是由這種共同志趣、共同追求奠定了基礎。

　　在熱切的「參與意識」驅使下，梁實秋首先對新詩創作發了言。那也是他同聞一多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對於誕生於新文學運動中的新詩，梁實秋與聞一多看法相同而且堅定。他們無條件地擁護詩歌革命，對新詩的誕生表現出無比熱情。但他們又同時都十分重視詩之為詩的基本條件：美。他們認為，既然是詩，就得有「詩的藝術、詩的想像、詩的情感」。在詩歌王國中，寧可多一點貴族精神，也萬不可提倡什麼「平民風格」。根據這種標準，他們激賞、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而對與《女神》幾乎同時產生的幾部詩集表示不滿，其中包括胡適的《嘗試集》、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等。他們認為，象胡適「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俞平伯「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康白情「旗呀，旗呀，紅、黃、藍、白、黑的旗呀」「如廁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之類的詩句太「俗惡不堪」，是根本不可入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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