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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木清華(6)


  梁實秋這兒提到了「代溝」的概念。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看來,代溝現象顯然是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任何社會都會有「代溝」,封建社會有,最發達的文明社會也有。但梁實秋這裡顯然有特定意義、特定內容。他無法忘掉親眼見過的一個慘痛現象:有一對大家庭中的小夫妻,十分恩愛,後來丈夫忽然暴病死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信心,亦服毒以殉。殯殮後,追悼之日竟由地方政府頒匾褒揚,道是「彤管揚芬」;女家致送的白布橫披寫的是「看我門楣」!事情很平常,但梁實秋每想起這一幕,總戚戚於心:「我們可以聽得見代溝的冤魂哭泣,雖然代溝另一邊的人還在逞強。」

  五四運動沒有衝垮代溝,代溝依然存在,但從梁實秋以上所描繪的情形看,代溝兩邊人的地位顯然發生了很大變化,飽受壓抑之苦的年青一代「如脫韁之馬」,揚眉吐氣;而不肯遵守「自然法則」、總要包攬一切的那一代,現在只能回到「自然法則」的運行規律中「一批一批的凋謝」,最後「填入時代的溝壑」。打碎違犯本性的強制和殘暴,使一切都服從於自然規律,讓自然規律的杠杆去調節、支配運行於社會內部各種關係的複雜組合,對於不正常的社會結構來說,這意味著向健全社會結構的轉化;對於落後殘暴的社會制度來說,這意味著向合理社會制度的邁進;對於蒙昧野蠻的社會意識形態來說,這意味著向先進社會思想文明的皈依。在梁實秋的眼睛裡,五四運動的進步意義於是而顯現。

  或許正是由於對現代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有著如許清醒的理性認識,梁實秋個人才能一反平日的思想作風,以積極而穩健的態度投入了運動的洪流,成為清華學校學運中的骨幹分子之一。因為無論從家教還是從梁實秋平時的處世原則看,他原本可能採取與此完全相反的態度的。

  公正的說,梁實秋對「五四」運動的熱情和他所實際發揮的作用,確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領導天才的學運領袖陳長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學友、繼陳長桐之後成為第二代領袖、「思恕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的羅隆基,甚而也趕不上他的另一位學友、「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甘於做文書工作的聞一多。但這絲毫不等於說,梁實秋在清華學校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不,勿寧說,在當時他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學運從一開始,他就是一個積極活躍分子,積極參加遊行,積極向街頭講演;羅隆基所自詡的「九年清華,三趕校長」,都有梁實秋的份。運動高潮過後,清華學校的學生大搞自治活動,不僅自治,還要「過問學校的事」,建立了「評議會」和「幹事會」兩個組織,作為學生參與學校工作的決議和執行機關。從成立起到畢業離開清華止,染實秋一直被推舉為評論會的評議員。

  梁實秋後來特別感到自豪的,是他親身參與的一場驅趕「小鑼會」,與校長張煜全面對面交鋒的鬥爭。

  那正是五四運動發展到高潮之際,一天晚上學生們集合開會,校長張煜全採取高壓手段,切斷電源,企圖以此迫使學生就範;但被激怒了的學生,不理會那一套,點起蠟燭繼續開會,以示對學校當局的反抗。開會期間,忽然發現有一些行蹤詭秘的「鄉巴佬」,提著紙燈籠繞會場轉來轉去,機警的學生們沒費多大事,就盤問出那些人都屬當地鄉間的「小鑼會」,是學校當局專門請來彈壓學生的。所謂小鑼會,是鄉里農民組織的自衛團體,遇有盜警之類的事變即敲鑼為號,群起抵抗,以維持地方治安。想不到今天竟被用來對付學生。學校當局的這種乖張舉措,無異於火上澆油,憤怒的學生們當即停止了開會。把小鑼會象包子餡一樣緊緊圍在核心,把那些一向俠氣十足的小鑼會員們嚇得臉色煞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結結巴巴的向著學生們告罪求饒。冤有頭,債有主,學生們也不同他們理論,讓他們在一張紙上畫押具結趕出學校了事。回過頭來,他們就對著張煜全宣了戰,沒用多長時間,就把這位威風凜凜、顢頇糊塗的校長驅逐出了清華。

  「在這以前,學生們都是聽話的乖孩子,對權威表示服從」,梁實秋追憶當年的情景時這樣說。然而,五四運動象天外吹來的一陣罡風,一夜之間,給古老中國差不多已經麻痹壞死的龐大肌體猛然注入一股強大的活力,於是,這個肌體的神經系統——知識界先驅者與青年學生階層——首先恢復了機能,變得生氣勃勃起來。他們那被「壓抑多年的情緒與生活力」,象尋找到突破口的火山岩漿一樣,猛然間以不可阻遏之勢,激烈迸發了,並且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禦」。梁實秋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對自己親身體驗到的時代運會,作出了如上基本準確的表述。

  同樣,由於梁實秋具有較之同齡青年人更強的理性分析能力,由於他畢竟來自一個相當標準的士大夫家庭,由於他從小時候起就已表現出的熱情固有、但畢竟更明顯向溫柔敦厚、平和中正一路發展的個性稟賦和性格特徵,在積極參與並高度肯定五四運動的同時,對運動中所發生的一些現象、對發展過程中的變動和轉化、對其可能會發生的未來趨向及效果,他也時刻注意地觀察著、諦聽著、思考著。梁實秋這個人,天生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更講究實際的務實主義者,這使他在看問題時,往往會與流行的時尚相悖。因為他總是喜歡當別人如癡如狂地席捲進某一集體行動時,自己則站到一旁冷冷地指出這種行動的毛病和弊端。似乎別人都發了瘋,唯獨他一個人最清醒。

  對於五四運動,他是有微詞的。至少,當不便講它的壞話時,他有過腹誹。

  幾乎就在五四高潮中,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了「群眾運動」的破壞性與盲目性。前面我們談到過他同同學上街演講、搗毀了一輛沖群眾鳴喇叭的汽車的事。對那件事,他基本是理解的,也還能容忍,說「那部被打的汽車是冤枉的,可是後來細想也許不冤枉,因為至少那個時候坐汽車而不該挨打的人究竟為數不多。」但對群眾運動本身,他的心頭卻從此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陰影:「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緊接著發生的另一件事,與梁實秋關係更為切己,因而,對他的精神刺激也就更大些。和他住同一宿舍的學生中,有一個是章宗祥的兒子,而章宗祥在那時被作為「賣國賊」正被當作眾矢之的。清華的學生起來後,章宗祥的兒子識趣地避開了,但是不行,「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湧進了我的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了,衣箱裡的東西狼藉滿地」,梁實秋說,「我回來看到很有反感,覺得不該這樣作。」特別是這位同學隨後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實秋耿耿於懷,一想起這事就心有餘痛。

  梁實秋對五四運動更嚴厲的「微詞」,是在幾十年以後,但他後來進行反思和批評的感性基礎還是屬￿清華時代,所以他日後的批評大體上仍能表明他當時的思想狀態。

  下面一段話,是他批評五四運動的言詞中,最系統也最有理論色彩的: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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