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一章童年拾趣(5)

第一章童年拾趣(5)

　　北京街巷中，常有「打糖鑼兒的」出沒。所謂「打糖鑼兒」的，乃是賣糖果的小販，也兼賣泥人、蠟燭台、小風箏、摔炮等「土筐貨」。一次，孩子們正在院裡玩耍，忽然聽得胡同裡糖鑼響。若在平時，在院子裡是不能亂跑的，上房裡的兩雙眼睛能清清楚楚地看得清院子裡的一切。可是這一回孩子們一時忘形，蜂湧而出，連祖父的「跑什麼？留神門牙」的大吼都沒聽到。不一會兒，孩子們買了東西又回到內院，祖父仍端坐原處，並傳話讓孩子們到上房去。這一來可非同小可，嚇得孩子們不知所措。待他們硬著頭皮走進上房，發現事情並不象想像的那般嚴重。相反，這一次祖父顯得非常慈祥，簡直如同神話中的白鬍子爺爺。

　　梁實秋記下的這一幕，是饒有趣味的——「我們戰戰兢兢的魚貫而入，他指著我問：『你手裡拿著什麼？』我說：『糖』。『什麼糖？』我遞出了手指粗細的兩根，一支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釋說：『這黑的，我們取名為狗屎橛；這白的為貓屎橛』。實則那黑的是杏幹做的，白的是柿霜糖，袒父笑著接過去，一支咬一口嘗嘗，連說：『不錯，不錯』。他要我們下次買的時候也給他買兩支，我們奉了聖旨，下次聽到糖鑼兒一響，一湧而出，站在院子裡大叫：『爺爺，您吃貓屎橛，還是吃狗屎橛？』爺爺會立即答腔：『我吃貓屎橛』！」

　　在祖孫間這一簡單的帶有諧謔意味的一問一答中，人們終於發現，被壓抑到內心深處的那種向美向善的意向，生命力還是十分強大的；不管其被扭曲到什麼程度，複歸於美好人類本性的這一根本趨向最終是不可抗拒的。

　　三、北京的俗、禮、窩頭和殺人

　　誰要是對著一個地道的北京人刺刺不休地大談什麼故宮的巍峨輝煌、頤和園的清幽佳麗、香山紅葉的嬌豔、潭柘寺鐘聲的悠遠等等，而又自以為懂得了北京，准會被對方笑掉大牙。他會打心底裡瞧不起你，譏諷你是個不折不扣的「老杆」。相反，你若是熱熱乎乎地同他談一談天橋、廠甸、琉璃廠，談一談北京的小吃，尤其談一談北京人居家過日子中那些芝麻粒般大小的瑣事，他或許反倒會對你另眼相看，許你為真正懂得北京三昧的知音。

　　梁實秋是個老北京，對北京生活的真趣有著深切的體驗。談起北京，他可以眉飛色舞、不知疲倦地談上半天，而又決不會有只言半語涉及故宮、天安門、頤和園之類，北京人的家長里短、四時八節、婚喪習俗才是他永遠談不斷也談不厭的話題。

　　他打心眼裡喜愛北京平民的居家生活。

　　中國幾千年中以儒為教，自古多禮；北京為歷朝帝都，人文薈萃，對於禮的講究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但梁實秋兒時感興趣的，不是朝廷會典時的升降膜拜，不是公卿士夫間的應酬揖讓，而是當「禮」滲透到市井細民生活之中並且就成為生活內容的一部分時所形成的「俗」。透過這種「俗」，不僅可以使人看到折射於其中的人的性格，而且可以領略到某種文化意蘊。北京人過年。在梁實秋看來，就是既好笑，又好玩的。從「祭灶過後……

　　家家忙著把錫香爐，錫蠟簽，錫果盤，錫茶託，從蛛網塵封的箱子裡取出來，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宮燈，紗燈，牛角燈，一齊出籠」的忙碌氣氛中，已經可以感受到強烈的喜劇味道。接下去的一個節目祭祖先，就更不免顯得有些滑稽：

　　「祖先的影像懸掛在廳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剛怒目，在香煙繚繞之中，享用蒸禋，這時節孝子賢孫叩頭如搗蒜，其實也不知所為何來，慎終追遠的意思不能說沒有，不過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點燭、磕頭，緊接著是撒供，圍桌吃年夜飯，來不及慎終追遠。」

　　接下去的每個「節目」都很精彩。比如「吃」：「年菜是標準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嚥。一鍋燉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未墩兒，魚凍兒，肉皮辣醬，成缸的大醃白菜，芥菜疙瘩——管夠」，從年初一一直吃到正月十五，直吃得暈天地黑，胃口全倒。

　　再如拜，也是讓人一聽就頭皮發麻的一茬兒。大年初一那天必須摸黑早起，穿上新衣服，普遍的是，「大棉襖加上一件新藍布罩袍，黑馬褂，灰鼠絨綠鼻臉兒的靸子」，辮子梳得油光鋥亮，分外精神。見人就得作揖跪頭，嘴裡還要「新喜新喜」的說個不休。日上三竿後，套上騾子轎車，跟班的捧一個黑漆拜匣，在後面緊緊跟隨，開始了這一天最艱苦的征程。每一家都得去，去則登堂入室，不管三七二十一，趴下磕頭，直磕得暈頭轉向。碰上懂事的人家，一聲擋駕，最好不過，遞進一張帖子，掉頭就走，如同沾了天大的便宜一般。梁實秋小時候過年，總覺得拜年為一大負擔，苦不堪言，拜完了，還「從心坎兒覺得窩囊」。

　　還有玩。放爆竹是我們民族傳統中的保留項目，自不必說。玩了幾千年，至今沒有玩膩。沖天炮、二踢腳、太平花、飛天七響，燈打襄陽，直到可與火箭相媲美的「起火」，五光十色，照徹夜空。過去年初一後，玩樂進入高潮，人們都象瘋狂了一般，一改平日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模樣，全都變作另一副面目。這時商店都上了板，但裡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板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裡發洩積攢一年的怨氣」。大姑娘小媳婦全部出動，連「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於是「廠甸擠得水泄不通，海王村裡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著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並沒有什麼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裡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裡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趕著天晴雪弄，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飴。『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對於大家還是有足夠的誘惑。此外如財神廟、白雲觀、雍和宮，都是人擠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凍得通紅」。

　　從置備年貨、祭祀祖先開始，到以濫吃瘋玩作收場，北京人的過年猶如一出一氣呵成、環環相扣的大劇。但仔細想來，又總好象喜劇的成份更多一些。這出劇有時嚴肅隆重，有時輕快恢諧，但不管劇目內容如何變換，演員大眾的態度始終是認真的，他們以萬分虔誠的心情年年重複表演著這一切，並從中尋覓到無限樂趣。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這一內容龐雜無比的戲劇，是怎樣組織諧調起來的呢？它是那樣的壯闊，而進行起來又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是什麼力量在背後「導演」了這一切呢？在我看來，這倒是一個更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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