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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三、著手教育問題

  梁漱溟自己也明白他的政治主張不會有什麼結果,便又重新回到了文化問題上。因改造文化必須由教育入手,於是1922年秋,他在上海《中華新報》宣佈,今後將致力於教育問題。

  梁漱溟對於教育問題的思考由來已久,在過去的文章和演講中多次提到,只是缺乏系統的表述。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偏於意向,講的多是君子之道,而西方則注重知識的傳授。因此中國必須吸收西方教育的長處。但知識只是教人以方法,授人以工具,對生活起一種輔助作用,做人卻是教育的根本。反觀當時國內的教育現狀,他認為教育改革走得太過,只是刻意模仿西方,忽略了心理和生理各方面協調。他主張教育應著眼於一個人的全面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之路。為此,作為教育者,必須和受教育者結成親密的朋友關係而去影響、指導受教育者。

  基於這一教育思想,梁漱溟在1921年赴山東演講時就提議在曲阜創辦一所新式大學,並著手於籌備工作。在他的努力和朋友的幫助下,籌備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先後募集了公私捐款數萬元,並在曲阜東南二裡選定了校址。

  但這些對於辦一所大學無異于杯水車薪,梁漱溟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經費,一是師資,同時,生源和辦學經驗也困擾著他。無奈之下,梁決定先辦一所中學和一個學會,然後再實現創辦大學的目標。

  經過與政府的協商和朋友的多方努力,梁漱溟選定山東第六中學即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現在辦曹州中學的同仁將作為日後辦曲阜大學的同志,而曹州高中自然成為未來曲阜大學的預科。

  1924年夏,曹州高中正式成立,第一屆招收兩個班共80人。梁漱溟根據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並不規定收費標準,學生家長有錢的多出,沒錢的少出,希望由此替教育界開出一條新路。

  在開辦曹州中學的同時,梁漱溟還在曹州開設了重華書院,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將來創辦曲阜大學作準備。


  §四、退隱京城

  1925年春,梁漱溟帶著懊惱和沮喪回到北京清華園,謝絕了一切外務後,靜心整理父親梁濟的遺稿。

  對於這次山東辦學的詳情,梁漱溟再也沒有提起過,不過懊惱之情卻形於言表,可見一定十分的不順利。他宣稱三年之內不再接受任何邀請或聘任,而要潛心鑽研學問,等有所長進之後,才出來做事。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梁漱溟完成了自己長期的夙願:將父親梁濟的遺稿編為《桂林梁先生遺集》,又撰寫了《年譜》和表達懺悔之心的《思親記》,敘述了自己的種種不孝言行,求得內心的解脫。

  1926年春,梁漱溟和幾個最信任的弟子來到北京西郊的大有莊,租了間民房講學,主要是講解自己一直思考的《人心與人生》問題。這段時間的潛心鑽研,使得他的新儒學更加成熟和完善。

  但由於坐吃山空,梁漱溟往日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梁只好放棄了暫時歸隱的初衷。1927年,他應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學會的邀請,就《人心與人生》問題作了一系列長篇演講,闡述了自己歸隱後思考的心得。於是在隱居兩年之後,梁漱溟又回到社會。

  梁漱溟此次退隱京城,是他一生中最苦悶的時期,這種苦悶除了個人的不幸與困難外,更多則是因為他看不清中國的出路而茫然若失,找不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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