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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三、攻擊與辯解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使得梁漱溟「暴得大名」,也給他帶來了廣泛的爭議。從評論的情況看,許多人對梁的思想並不真正理解而妄加評論,有的評論則乾脆和梁著是兩碼事。對於此,梁漱溟雖然氣憤但一概泰然處之,不願辯解。原因主要就是這些批評往往不著邊際,不能引起他辯駁的興趣。

  然而1923年,胡適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讀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長篇文章後,梁漱溟忍不住寫了封信給胡適,除表示感謝外又指責胡適文中言語刻薄,攻擊性太強。胡適收信後立即回信解釋,說自己行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一兩句滑稽話,藉以增強文章的辯論效力,請梁漱溟諒解,於是兩人的不快暫告結束。

  不料過了半年,胡適在所作文章中又舊事重提,再加上陳獨秀也撰文公開奚落梁漱溟,這不由激怒了十分自尊、十分認真的梁漱溟,迫使他不得不起而反擊,著文辯駁。

  僅從感情上說,胡適、陳獨秀把梁與張君勱並列,歸為守舊的一派,視為思想革新運動的「障礙物」。

  這使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認為他同胡適、陳獨秀都是難得的好朋友,儘管見解不同但也差不多,應該算盟友,他把自己歸為新文化運動的右翼。對於胡適的批評,梁漱溟並不心服,以為胡適並沒有真正弄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論及的問題。因此不客氣地請胡適用心看一看原書。他對胡適的反擊並沒有多少新話,只是以嘲弄的語言指責胡適信口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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