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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二、重釋東西方文化

  自中西方通交以來,西方文明就以各種途徑傳入中國,特別是到了清末,帝國主義以其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得國人不再妄自尊大,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國子民的架子,開始關注西方文明。

  中國近現代化過程就某種意義而言就是西化的過程。中國向西方文明的學習大致歷經了「器物層面」

  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一系列過程。當時,人們已認識到中國問題的解決,必須由文化入手,如果只停留在枝枝節節的斬伐,則於事無補。

  在當時的中國,對文化問題大致存在三種意見。

  以陳獨秀、胡適為首的革新派主張根本拋棄傳統文化、根本改造民族精神,走全盤西化的道路。這一意見由於過於激進而無法獲得國人的全力支持,必然引起另一種反對意見。一些頑固的守舊派如辜鴻銘則極端地反對文化的任何變革,他們認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當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時,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化了,西方文化決不比東方文化優越。故而中華民族不應拋棄傳統,相反,應完善和發展她。

  第三種意見則是調和說。梁啟超周遊歐洲,看到了西方科學發展偏執而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應,聽到了不少西方人對科學的反感和對東方文明的羡慕,從而認為東西方文化應該相互融合、取長補短,未來的世界將是二者互相結合產生新文明的世界。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對此意見持贊成態度,並於「五四」前後親赴中國大力宣揚,吸引了不少贊成者。

  三方面意見的支持者都認為自己所說的就是真理,各執一端,爭執不下,莫衷一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原來無心捲入的梁漱溟再也忍不住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決心將自己的見解貢獻給國人,於是不自覺地參加了這場東西文化的大論戰。

  在他看來,以辜鴻銘、林琴南為代表的舊派實在不是陳獨秀等新派人物的對手。「舊派只是新派的一種反動,他並沒有倡導舊化他們自己思想內容異常空乏,並不曾認識了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陳先生那明晰的頭腦,銳利的筆鋒?舊派之所以敗陣,吃虧吃在『思想異常空乏』上,可見僅僅固守前人的成說實屬不智。」基於這種觀點,他努力從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尋找可資利用的材料和思想方法,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的途徑顯示傳統文化的長處,使儒學復興。但他又不同意梁啟超的折衷方案,認為他沒有說出東西方文化為什麼調和和怎樣調和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必然是錯誤的。梁漱溟主張在舊傳統的基礎上進行自我的更新才是中國文化的前途。這樣,他就開闢了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大發表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闡述自己的思想。第二年,他又應王鴻一的邀請到濟南山東教育廳講解同一題目。

  1922年,他的學生羅常培、陸政根根據這兩次講學的記錄和梁在《少年中國》雜誌上發表的《宗教問題》一文整理成書,以《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這部巨著的出版標誌著他的新儒家思想業已形成,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而持久地影響,褒貶不一。稱讚他的人認為這是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開山之作,而詆毀他的人則認為梁是封建主義的衛道士,滿紙都是保守腐朽的思想。一時間梁漱溟成為當時學術界最有爭議的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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