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後話

後話(1)

　　下面我要講一個非常曲折的故事。雖然思成夫婦都早已去世，但是他們的著作還在人間，我也以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方式與它聯繫起來。

　　1957年3月，在冷戰的「竹幕」把我們與思成夫婦隔開8年之後，我在劍橋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那裡收到思成從北京捎來的信。信很短，但很具體。他讓我將他1947年留給我的建築圖稿和照片寄給一位「劉·C小姐」，再通過英中之間的郵遞轉交給他。劉小姐的地址是英國紐卡瑟的一條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麼珍惜這些圖稿和照片，他曾夢想著在他的《圖像中國建築史》中把它們展示給西方的讀者。但我怎麼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這些無可替代的材料交給一位僅有一個名字的陌生人？而這個人的地址離中國同離我一樣的遙遠。

　　那個時候，美國同中國還沒有通郵或其他聯繫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來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將包裹直接寄給他本人。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將那些寶貴的書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給了那位劉小姐。在此之前，我還給她寫了一封信，叮囑她這些書稿之寶貴以及它們對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個星期，終於，她來信告訴我，包裹「平安無損」地收到了。她又說，她保證會儘快將它轉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時還給他寫了一封信告訴此事。她還寫道，她之所以遲遲才給我覆信，是因為「學院的事情很繁忙」。什麼學院？我自己向著自己，她是學生還是教師？然而，從她那裡我再也沒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時隔21年之後，1978年，我在歐洲的一位朋友訪問了清華大學建築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與梁思成教授之間長期的友誼。那位教授卻毫不客氣地質問他：「那為什麼費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後還不退還他的圖稿和照片？」

　　當我在劍橋看到這位朋友從北京給我的來信之後，頓時驚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圖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萊卡縮微膠片毀於戰火之後的僅存之物。我知道，它們是思成生命的結晶。在他生命的最後14年裡，不能參考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礎圖片，他會怎樣看待我呀！

　　在一個存放舊書信的盒子裡，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給劉·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遲到覆信，我把兩封信的複印件寄給了清華，並寫了一封信作為解釋。但是，儘管我可以為我的名譽去辯護，卻無法使自己的內心得到解脫。

　　這位劉·C是誰？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蹤的包裹，我也至少應該能找到她。我想，她該是一位中年的婦女，但是在哪兒呢？她會不會，她能不能解開這個悲劇般的失蹤之謎呢？

　　我問思成的兒子從誡，在北京他家和他父親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劉·C。從誡的回答令人黯然神傷：「我們都沒有聽說過在英國的這位學生。我父親一定是誤把她當成了一個負責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丟失在郵寄的過程中，那麼錯誤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錯了人。無論怎樣，已經過去了21年，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郵寄過程中丟失的，那麼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覺之前就不知去向，那這不明智的選擇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時間接受了這個苦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珍貴的包裹卻總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它雖然失蹤並被忘卻，但一定會在什麼地方。這就像一個牽掛著失去的珍寶的夢在紊繞著我們。我必須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無法從北京方面找到劉·C，我只好轉向了倫敦。我給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蘭博特爵士寫了一封信，將情況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求他幫我的忙。終於，奇跡出現了。他將我的信交給了大不列顛建築史學會的廷·洛克先生，他記得最多在兩年之前，學會的一位秘書女士就住在紐卡瑟，而且曾經擔任過那裡建築學校的學生註冊主管人。他給她去了一個電話，碰巧她還記得一位學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級學生。她回電話說，她查到劉後來成為一名註冊建築師，大概在新加坡開業。洛克馬上給英國建築師註冊處打電話查找劉的登記號，有了這個登記號，他從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極簡短的語言向我描述了這個奇跡：「三個電話，15分鐘，一位學生註冊主管人的記憶。」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來信告訴我劉在新加坡的地址，毫無疑問，我馬上就給她寫了信。我將我們之間1957年的通信複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喚回她的記憶。我告訴她梁思成根本就沒有收到我們的包裹，還告訴她梁的一兩位同事甚至懷疑我根本就沒想將那些材料還給他。在第二頁裡我寫下了那困擾我很長時間的一連串問題：

　　「假如你將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麼時候？通過什麼郵路？你掛號了嗎？你告訴梁教授你已經從我這兒收到它沒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沒有收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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