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22.戰爭的結束(2)

22.戰爭的結束(2)

　　對我來說，李莊缺乏甚至最起碼的生活設施是驚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聯繫是河船。沒有電話、沒有電、沒有無線電、沒有車子或役畜，甚至從江邊通往山裡的小徑也只是僅容兩人通過的梯級稻田裡的踏腳石，怪不得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農村，居民們是如此落後、迷信、貧窮和疾病纏身。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和語言研究所，以把中國歷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陽發掘而著稱，當它把一箱箱安陽出土的頭蓋骨和骨頭帶來時，據說好幾個月部難以雇到當地人。傳言說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這祥的環境中，當我們走過三英里進山的石頭路，來到一處風景如畫的農舍群，穿過幾個院落，進入一所靠裡的外表奇特的建築物，在那裡發現一個出色的中文圖書館，而且它還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關於亞洲考古、歷史和發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時，真是再驚奇不過了，這個中研院圖書館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幾位逃難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因肺結核而臥床四年，由於讀書和寫的東西有人閱讀才在此期間保持高漲的情緒。這兩個人的長期臥病並非例外。而且，在一個沒有醫院、只有一個靠步行看病的現代醫生的邊遠小鎮，當然會有悲慘的死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館的李濟五年中死了兩個十幾歲的女兒，社會學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結核。

　　除了物質上的困苦和當地居民的仇視以外，還有使這種社會必然成為犧牲品的內耗，既有嫉妒也有爭吵。甚至還有更加精細的文化上的衝突。例如，從上海遷來的同濟大學，曾是德國人創辦的並且由德國留學生供職，而中央研究院人們的學術淵源多半是在美國。這就使得兩部分人關係有些冷淡。

　　學者們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居然還能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並準備在戰後紙張和印刷條件都具備的時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簡單。但思成決心不等待，即使使用當地被稱為「人工平版機」的原始技術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輕同事們用他們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後兩期的營造學社的《彙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過去一樣，在她的身體的病痛和無休止的家務事之間掙扎，而且還有必要的第三點，就是她對寫作和研究的濃厚興趣。這三件事同時爭著要她注意。關於她的健康，她寫信給我說，「使我煩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惡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劇痛，可能已經很嚴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寫作中的民居建築方面的文章要登載在營造學社的《彙刊》第7卷第2期上。最後，隨著冬天的到來，「那些伺候了我們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爛衣服必須拿出來修補了。思成要到重慶去，他的東西必須先補。去年冬天他在重慶把它們磨損得這麼厲害，它們就像大戰後的軍艦，必須拉到幹船塢去大修，有些被魚雷或炸彈毀壞得這麼厲害，要修理還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個熱情的附言：「你不能夠想像現在的寂寞同你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在這同一個院子裡度過的熱鬧時光的差距有多大。」費正清很快就要離開華盛頓回重慶去。我們兩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來跟我們團聚。「這開始有些像舊時了。」

　　她後來寫信給費正清歡迎他去，還說：「告訴費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轎子進城了，還坐了再冰的兩個男朋友用篙撐的船，在一家飯館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館休息，在經過一個足球場回來的途中從河邊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場排球賽。

　　「頭一天我還去了再冰的學校，穿著一套休閒服，非常漂亮，並引起了轟動！但是現在那稀有的陽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卻了。從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氣看，它們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陽能再出來，而我又能恢復到我那樣的健康狀況，我就會不管天氣冷不冷，哪怕就是為了玩玩也要冒險到重慶去。因為我已經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縫補好準備走，當氣氛適合的時候我收拾行裝來找你應該是沒問題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沒有船。顯然你從美國來到中國要比我們從這裡去到重慶容易得多。」

　　「就是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來了。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離開李莊。她的健康狀況是如此不穩定，她在重慶的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裡。我有時候駕著吉普帶她出去玩。有一天我們駕車到郊外南開中學去接小弟。她覺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鮮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離不開我們經過的新衣服、車流和重慶這個大城市（現在對她來說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幾次我駕著吉普帶她到美國大使館食堂吃飯。她很喜歡那些曾在各處打仗的穿軍服的美國武官。她很快就參加到他們的談話中去，這是她第一次和美國盟軍談話。對她來說，戰爭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敵人不期而遇的悲慘經歷。

　　費正清的來到和新設立的戰後美國新聞處給我們帶來了額外的好處。在遮身的片瓦都難以找到的重慶，我們居然在美新處宿舍分到兩間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築物，一排很小的房間並排面對著一條長廊。每一個房間勉強能放下一張椅子和一張鋪著蒲席的木板床，我們兩間房當中的一間角上居然有一個小小壁爐，很像我們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種。我們把一張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斷牆邊，做成一個沙發，蓋上一條手工毛毯，上面再掛上一幅從西安帶回來的美麗的唐馬大拓片。用不到什麼想像力，人們就能看出它是一間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噎住了一口氣，說「這簡直像走進了一本雜誌！」因為過去幾年她只是偶爾在外國雜誌上才看見過壁爐和燈罩。

　　當她能受得住的時候，我們把梁氏夫婦都帶去看了一場戲和兩場電影。思成必須回到他在李莊的營造學社去，因而錯過了最可紀念的一次晚會，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兒子都參加了。那是喬治·馬歇爾將軍為執行和平使命而來到重慶後不久在美新處總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所有中國政黨和派別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國人在內的經過挑選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請並被歡迎。那真是一個神奇的時刻。日本已經投降而中國內戰尚未爆發。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之後，盼望真正和平的氣氛彌漫在空中。各種不同的人們可以暫時忘記他們的圖謀和擔心而歡度今宵。

　　酒過三巡，俄國人顯露本色，開始唱歌。也許就是這種非官方的輕鬆愉快打破了國民黨的僵硬態度。不少年輕時就認識共產黨領袖的國民黨官員（比如吳國楨就和周恩來是同學）也出席了，這時候在多年隔絕之後突然相互祝起酒來。當老朋友和老敵人互祝健康時，徽因緊張地注視著這種驚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兒子小弟，引起了被稱為「基督教將軍」的軍閥馮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樣的高大壯實，而那孩子，偎倚在媽媽身邊，瞠目結舌地看著這個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幾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產黨的領袖們。他們是從另一星球上來的客人。關於他們，她從國民黨那裡所聽到讀到的除了邪惡沒有別的——然而在這一環境下，他們和別人一樣都是人。

　　裡奧·埃婁塞爾博士，著名的美國胸外科醫生，當時在戰後的重慶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當他知道徽因長期患肺病後，慷慨地答應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聽診器做了簡單的床邊檢查和詢問她的病史後，他告訴我（沒告訴她），他斷定她兩肺和一個腎都已感染，她短暫而多彩的生活在幾年內，也許是五年，就會走到盡頭。我沒有告訴她，她也沒有問。我想她全知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