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10.北京的梁家

10.北京的梁家(1)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兒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儘管他們在許多方面已經西比，但是對於生育一個男孩來繼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慶還是不能免俗。他們決定新生的孩子要跟著雙親都崇拜的宋代建築天才起名字。他們在選擇婚禮的日期時已經表示了對李誡的愛募。現在，四年過後，他們再一次紀念他，把他們的兒子取名從誡，意思是「跟隨（李）誡」。

　　當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媽媽。中國的傳統要求她照顧她的媽媽、丈夫和孩子們，監管六七個僕人，還得看清楚外邊來承辦伙食的人和器物，總之，她是被要求擔任法律上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戶外的差事都交給僕人去做。家裡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親戚、參加葬禮或特殊的慶典時才外出。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裡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干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這正是我們相識的時間，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從這狹窄的條件中產生。她需要一個志同道合的同情者來傾聽她的訴說。她發現有機會使用她的英語技能來說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這方面，我那時剛剛跨過中國生活的門檻，她的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導我登堂入室。

　　我進入這家的生活，被母親和僕人們報以懷疑的眼光。雖然我是受邀請來的，但我是一個外人。我的外國面容和衣著表明了我的差異，在馬路上碰見倒很安全，可在家裡就有點預示不祥。儘管有這些疑慮，不久我的出入還是被承認了。

　　隨著我們友誼的加深，我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去。一個僕人把天井入口處紅漆的雙扇大門的門閂打開，我就穿過小花園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裡坐下並泡上兩杯熱茶，我們就趕快開始敘述我們各自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們有時分析和比較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著我們就轉向我們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把關於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告訴對方。

　　天才的詩人徐志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她不時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說話來思念他。我時常想，她對我用流利的英語進行的題材廣泛、充滿激情的談話可能就是他們之間生動對話的回聲，那在她作為一個小女孩在倫敦時就為她打開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學家金岳霖，實際上是梁家一個後加入的成員，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裡。梁氏夫婦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門，經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過這扇門，他常常被找來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裡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種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混在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

　　這群人是老金在大學裡的親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兩位政治學家。張奚若是一個講原則的人，直率而感人。錢端升是尖銳的中國政府分析家，對國際問題具有濃厚的興趣。陳岱孫是一個高個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還有兩位年長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領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領導著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掘。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在倫敦留學，領導著影響很大的社會研究所。這些人都和建築學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樣，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現代化主義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們也會出席並參加到熱烈的談話中去。

　　我們也受到了邀請，在我們剛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時作為徽因的客人參加。我們受到老金的歡迎，其他人在相互講故事時當然是用中文談話、耳語和哄笑，也容忍了我們。當次年費正清成為清華的教員，而我們的中文也學得好一些時我們就不再是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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