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9.探尋遺構(2)

9.探尋遺構(2)

　　觀音閣始建於公元984年，那是宋朝初年，但這裡當時還是遼的契丹人所占，樓是兩層夾一個暗層。把屋頂的重量傳遞到柱頭上去的斗拱宏大而簡潔。下面由柱頭帶卷殺的柱子所支撐，上面覆蓋出簷深遠的屋頂。環繞上層的平座也是由這些斗拱支撐的。這樣它們就形成三條基本上是結構性的裝飾帶。這些都和後世的那些直上直下的柱子和排得很擠的小斗拱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很像敦煌壁畫裡描繪的唐代建築。

　　觀音閣裡供奉著60英尺高、有11個頭的觀音，它通過上兩層樓板的一個中央窟窿伸出去。在每一層樓板上都有一條廊子圍繞著，大約相當於塑像的腰部和胸部的高度。這是已知的中國現存的最大泥塑像。觀音閣和它前面的山門是思成的兩項首次發現，很長時間在營造學社的新發現記錄中是中國最古老的木建築。

　　從思成的觀點看來，觀音閣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就近詳細研究一所其建造時間很接近宋代術書《營造法式》的好機會。他運用這部著作的專門名詞來進行他的描述。他仔細地比較了獨樂寺各個建築部件的尺寸和書中所列的尺寸。這種比較澄清了書中一些晦澀的段落並且闡明了中國木結構建築的早期發展。

　　直到1979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訪問後的47年和那次帶來無數人員傷亡以及北京、天津許多房屋倒塌的大地震後的兩年多，獨樂寺和它的門樓仍然完好。薊縣比北京天津更接近震中唐山，但是已有千年歷史的高聳入雲的木樓觀音閣，卻只受到很小的損害。這一事實很好他說明了它的結構具有良好的柔韌性。

　　在薊縣的教師中，縣立中學校長是一個著迷的旁觀者和對調查組關於觀音閣研究的偶爾的參與者。思成感覺到了他的興趣，對他講述了獨樂寺作為遼代建築的特點，指出它如何不同于後代的建築。這位教師回答說，「在我們老家河北省寶坻縣，有一座廣濟寺，有著非常近似的特徵。」他勸思成去看看。後來梁思成說，「這樣我們還在對第一個地方進行調查的中間，就已經有了調查第二個地方的線索。」

　　1932年6月，營造學社到寶坻縣作第二次野外調查。思成及其一行從北京出發，經過艱苦跋涉到達目的地，查明廣濟寺正如那位教師所猜想的，是另一座遼代寺廟。巨大的斗拱和深遠的屋簷立即表明它具有遼代建築的特色。他們進入供奉三菩薩的大雄寶殿，發現裡面堆滿了稻草，是用來供應駐在城裡的一隊騎兵的馬匹的。一批工人正在堆稻草，空中全是塵士，調查人員只能勉強看見大殿。在裡面，一列塑像——三尊菩薩、一批小菩薩、十八羅漢——在塵埃中依稀可見。在主供桌上堆著一疊做棺材用的木板。在草堆裡還有一批石碑，最重要的一塊是1025年刻制的。當地人把它叫做「聖碑」，認為這是寶低最重要的方跡。

　　思成寫道：「往上望去，我們看見大殿沒有天花板，只有《營造法式》上所說的『露頂』。那些桁梁、系梁和斗拱，全都是精心製作並且相互聯結，不像我們熟悉的後世建築那樣。我們剛到達薊縣的時候感到相當絕望，但是這種感覺立即消失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幾個月前我們剛剛發現了獨樂寺，而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一處遼代建築，是將近一千年以前建造的。多麼幸運！」

　　第二天開始的丈量受到草堆的阻礙。「我們爬上和鑽進草堆，盡力做好丈量，但做不到完全準確。」在大殿後面，草一直堆到屋簷，結果卻是非常有用。「我們很容易就爬上去，準確地丈量斗拱、梁和枋。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同時存在。」

　　如同當時經常發生的那樣，兩座當地報刊所稱頌的古建築已經完全消失。思成他們研究過的大殿也逃不掉同樣的毀壞或坍圮的命運。現在它只是存在于思成漂亮的圖畫中。

　　同一年晚些時候，營造學社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由於增加一位成員劉敦楨（1897～1968）而加強。他在年輕時受過良好的傳統中文訓練，然後又得到政府獎學金赴日本繼續受教育。他在那裡讀完了中學，1920年4月畢業于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他為一個日本建築師工作而在東京多呆了一年，在回到中國以後又在上海參加另一個建築事務所的工作。

　　然而他終究是一個具有明顯知識分子傾向的人，很快就發現教建築學要比實踐建築學對他適合得多。1925年他離開上海到家鄉省份，在長沙機械學院教書。後來他又到了蘇州工業專科學校，當1927年那個學校搬到南京時他又成了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他於1930年結婚。

　　劉敦偵對於中國傳統建築已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妻子的鼓勵下，他作了重要的決定，申請營造學社的職位，儘管這意味著他的薪金大減。朱啟鈐和梁思成一起討論了他提出履歷的信。他們讀過他寫的好幾篇文章，其中包括關於濱田耕寫的《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築式樣之關係》。這篇文章和他對這個問題上的日本學者的瞭解給他們的印象很深，他顯然將是一個好幫手。

　　1932年8月劉敦楨移居北京參加營造學社工作。他是一個沉靜的、外表整潔的人，比思成大四歲。由於這種年齡差距，學社在人事上作了調整。思成，年齡較小但年資較長，過去是「研究部主任」，現在改任「法式部主任」。而劉敦楨則任「文獻部主任」的領導職務。由於野外研究和文獻研究在操作上分不開，他們每人都是兩樣都幹。在此後的十年中，他們作為相互支持的合作者，領導著他們的年輕夥伴們工作。在這些年的野外作業中劉敦楨完成了許多重要的發現，在南京技術研究院出版的幾大本書中有充分的描述。

　　梁思成和劉敦楨第一次合作既不是野外旅行也不是文獻研究。通過朱啟鈐，營造學社承接了恢復一座兩層樓的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任務，文淵閣1776年建於北京皇宮的西南角，它的作用是收藏一部特殊的叢書，集三萬六千卷古文獻的《四庫全書》。這是由乾隆皇帝在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下令編纂的。1932年時發現支撐書架的樑柱大大下沉，故宮博物院領導要求學社瞭解一下，並且做一個修復計劃。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劉敦楨和蔡方蔭，開始進行了必要的計算所依據的詳細測量。測算表明樑柱所承受的重量大約是安全承重的兩倍。他們建議用加固的混凝土大樑換掉現有樑柱。這是梁思成第一次參加一項恢復古建築的計劃。

　　④. 原文如此，其他資料說他是1921年畢業的。——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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