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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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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系開課後,政治學院的建築工程繼續加緊進行。羅榮桓不斷前來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樓拔地而起,非常高興。一九五五年十月,實行軍銜制以後不幾天,羅榮桓又乘車直奔西郊。車剛過永定路,遠遠地只見校門內外是一排排整齊的隊伍。司機老牟減了速,羅榮桓仔細一看,原來學院的領導幹部、教員、學員都佩戴軍銜,列隊站在大路兩旁。羅榮桓毫無思想準備,開始吃了一驚,繼而恍然大悟:哦,這是按條令規定的禮節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車。下車後和迎上前來的幾位領導幹部十一行禮、握手,然後便大步匆匆走過歡迎隊伍。 一進辦公室,他就對學院的一些領導幹部說:「這樣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學院的院長,怎麼還對我來這一套,這不是搞形式嗎?這沒有什麼意思。相反,它還有副作用,起碼會影響學員的學習和幹部們的工作。以後無論如何不要再搞這個了。」一位幹部解釋說:「這是條例規定的禮儀……」羅榮桓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那個規定是對外的。我們自己人不要搞這一套。」 過了幾天,羅榮桓又來到政治學院。這次雖然未組織列隊夾道歡迎,但學院黨委的常委們和各部門負責人還是來到校門口迎候。於是,他又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上一次是我沒跟你們講清楚,這次又來這一套了。雖然規模沒有上一次大,這樣也不好。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脫離群眾,沒有一點用處。你們不這樣搞,今後我仍然可以經常來,想找誰就找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也不影響你們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約束了。」 從那以後,羅榮桓到政治學院,就再也不舉行迎候儀式了。即使是開學、授旗這樣隆重的典禮,彭德懷、羅榮桓等許多領導人來到學院,也再未組織列隊歡迎。有時,羅榮桓來學院乾脆事先連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瞭解情況,最後再到辦公室找領導幹部談。 幾年裡,羅榮桓到政治學院相當頻繁。儘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資料散失了,但現在政治學院仍然保存著羅榮桓多次在該院的講話記錄稿,其中僅一九五八年九月一個月就有四次講話。至於羅榮桓來學院雖然講了話但沒有記錄,或記錄已經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羅榮桓對政治學院的領導主要是抓大政方針。他強調要培養和樹立理論聯繫實際的良好學風,這是貫穿在羅榮桓對政治學院的領導工作中的一條紅線。他曾經多次從各個側面精闢地論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政治學院是搞理論的,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理論,他說:什麼叫理論?……我們有些幹部感到神秘莫測。實際上理論並不神秘,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來的,在實踐過程中,經過綜合、概括上升為理論。理論來自實踐,而又回到實踐中為實踐服務,並在實踐中得到證明、補充和發展。 應當怎樣學習理論呢?他說:我們要從書本上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以幫助我們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但是,書本上的東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決不能單純滿足于書本的學習,把書本上的東西變成死的教條,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學習理論,應該特別強調聯繫實際。 針對學校學習的特點,羅榮桓提出,要特別注意防止教條主義。羅榮桓認為,教條主義的特徵是「把理論與實踐分裂開來了」。他憤慨地說:「如果把理論看成靜止的東西,那三分錢也不值。」他尖銳指出:「教條主義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過去,不相信現在;迷信現成的公式,不相信發展。」 他認為,學習毛主席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一樣,也不能採用教條主義的態度。應當學習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個別詞句。他說:我們對於毛主席的著作的學習,也還是提倡實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對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對共產國際、對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創造性的發展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的東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對毛主席著作中的個別詞句發生興趣,而是要領會其精神實質。 「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這是合乎邏輯的結論。既然馬列主義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當然也要發展。既然不能只對馬列著作中的個別詞句發生興趣,當然也不能只對毛主席著作中的個別詞句發生興趣。「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這又是發人深省的警鐘。然而到了後來,林彪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句話就被指責為反對毛主席的重要「罪狀」了。 在學習毛主席著作時,怎樣才能領會其精神實質呢?羅榮桓認為,這就必須瞭解毛澤東撰寫每一篇著作的歷史背景,弄清毛澤東的某一論斷是何時在何種條件下針對什麼問題而發的。他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聯繫歷史問題,不聯繫中國革命,不聯繫黨的歷史,很難學好。毛主席著作要結合中共黨史來講,政治工作要結合戰爭歷史來講。後來,羅榮桓將這種學習方法歸納為「一條線五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以中共黨史為線索;學習毛澤東著作和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學習黨的路線、政策、決議相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學習當前國際國內形勢與軍隊建設相結合;通讀毛澤東著作和專題研究相結合;經常性理論教育和政治運動相結合。 隨著時間的推移,「五結合」中的有些內容,如「經常性理論教育和政治運動相結合」已不再適用,但羅榮桓提出的「一條線」的學習方法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成為後來同林彪在關於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爭論中的羅榮桓的重要論點。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① ①《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九-四〇頁 羅榮桓提出「一條線」的學習方法正是為了從具體歷史條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 要讓學員學好黨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員的黨史水平。為此,他指派學院的領導幹部和教員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裡聆聽他們講黨史、講軍史,把他們的講話速記下來,整理成資料。同時,他還親自向教員們講古田會議前後我軍的歷史,一共講了三次。他講最後一次時已經病重住院。教員們來到醫院,醫生只准講半小時。時間一到,醫生便前來勸阻。羅榮桓高興地說:「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談一會。」又過了半小時,聽講的教員們怕影響他的健康,勸他不要講了。可是羅榮桓興猶未盡,又講了半小時。在醫生和教員們再三請求下,他才停下來,還一再說:「以後再談,以後再談。」他的這三次談話如今已成為進行黨史軍史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寶貴資料。① ①參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六日《解放軍報》:《羅帥談古田會議和我軍政治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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