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82)_學達書庫

八二

　　羅榮桓在文章的一開頭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發展。」他轉而設問：「這是否由於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隨即答道：「我認為這並不能完全說明毛澤東同志思想的偉大處。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來自群眾中，再到群眾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教條主義所不瞭解的。」

　　在這裡，羅榮桓強調指出，毛澤東思想來源於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和教條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而後者則「死守住馬列主義的詞句、主觀主義的自以為是」。

　　實事求是，這是羅榮桓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從毛澤東那裡學得的馬列主義的精髓，是他終生堅持奉行的思想路線。他一貫不唯書、不唯上，一切從實際出發，對於一切背離這一原則的思想、言論和行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棄。

　　在領會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礎上，整風及時地轉入聯繫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自己的歷史、工作，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並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每個幹部寫出了自傳，在集體討論和幫助下，反復進行修改。當時，羅榮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長王見欣、機要科長蘇蘊山等許多幹部的自傳，還和他們作了親切的交談。通過這一活動，羅榮桓進一步熟悉了幹部，同時，那些幹部也獲得了很大教益。羅榮桓的親切教導，直到現在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風的同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肅清內奸分子。在當時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相互交錯的複雜情況下，一般地說，進行審幹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這個《決定》對敵情的分析作了過分的估計，認為「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大批的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是驚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間，擔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更是誇大敵情，說什麼黨內軍內「特務如麻」。他提出了開展「搶救失足者的運動」，使審幹走偏方向，發生了反特擴大化的錯誤。中央發現這種「左」的錯誤後，宣佈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並於八月間提出了審幹工作的九條方針^①，糾正了這種錯誤。

　　①九條方針，即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

　　第二個「四三決定」傳達到山東後，羅榮桓仍然實事求是地估計幹部隊伍內部的政治狀況。

　　十月九日，在羅榮桓主持起草的《關於在整風中重新審查幹部的指示》中，對山東幹部的政治狀況作了一個總的估計：「就山東部隊與地方幹部的成分來估計（除軍隊老幹部外），有地下黨時代保留下來的幹部，一部分是抗戰初由監獄放出，有長期曾失掉聯繫而消極者；有自延安抗大派來者，有平津流亡學生，有五戰區^②來的，有國民黨及統戰關係介紹來的，有六年抗戰中培養提拔起來的幹部等六種。這些幹部經長期鬥爭的考驗，組織部門與鋤奸部門的審查和整理，政治上組織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個別壞分子轉變方式，潛伏在黨內，進行隱蔽活動，仍有其人。」

　　②指國民黨第五戰區，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愛國青年。以後，其中許多人脫離國民黨的部隊，加入了八路軍

　　在這裡，羅榮桓認為，壞分子只是個別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顯然，在第二個「四三決定」已對敵情作出過分嚴重的估計的形勢下，羅榮桓能如此客觀地估計幹部狀況，充分表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小冊子傳到山東後，羅榮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發。」

　　隨後，山東各地按上級要求，開展了坦白運動，反省出許多政治思想問題。對待反省坦白的人，執行了中央關於「坦白從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反對逼供信」的方針，並及時對他們進行了細緻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東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問題，要提倡說老實話，要實事求是，反對嘩眾取寵，牽強附會，誇大其詞。山東分局運用這種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經驗。」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還提出：「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牆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決定》認為，這樣做既可使下情上達，發揚正氣，糾正領導上的缺點；又可以給有錯誤思想的幹部以明確的糾正，使之從自己的經驗中認識自己的錯誤。同時，還可以使內奸分子認為有機可乘，儘量暴露其反黨面目。這就是所謂暴露的方針。

　　這一做法山東一直未予執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負責幹部從延安來，負責傳達延安的經驗，貫徹執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議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東分局發出了《關於整風審幹的基本總結與今後指示》（稱為「雙十三指示」）指出，整風已進入審幹與防奸的階段，根據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風審幹為主，審幹決不能離開整風，只有啟發教育幹部暴露問題，才能正確地完成審幹任務。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發出了《關於目前整風審幹的補充指示》。在對幹部政治狀況的估計上，《補充指示》說：「對於特務世界性與群眾性的認識不足，片面的強調山東的特殊性，如說山東外來幹部少，國特不易打入，軍隊沒有問題，我們的幹部大都經過鋤奸鬥爭與長期考驗，等等……」這一《補充指示》實際上不指名地批評了羅榮桓曾提出過的觀點。

　　《補充指示》提出，在發揚民主時，要使幹部敢於發言提意見，然後於適當時機進入全面反省坦白運動。這兩個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態度，採取暴露的方針，鼓勵大搞民主，達到審幹的目的。

　　羅榮桓和分局其他領導成員對這些做法是有顧慮的，決定先在一些單位進行試驗，而不普遍展開。

　　試驗單位之一是只有幾十名幹部的分局辦公廳^①，民主會一開始，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就產生了。有些幹部在大會發言、牆報、漫畫中，諷刺、漫駡、挖苦領導幹部，打擊「接近領導」的積極分子，而他們自已卻以「大交談」為名，自由結合，組成了小圈圈。他們還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組支部（即領導幹部、一般幹部、對領導有意見的被稱為「積極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領導與被領導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幹事是基本群眾」，「群眾應掌握支部脈搏」等等錯誤的口號。

　　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員會（相當於省政府）的直屬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