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80)_學達書庫

八〇

　　當時，食鹽專賣制度還不嚴格。軍區直屬隊組織了一支運輸隊，把自己生產的食鹽運到邊沿區的市集去賣，來回一百多裡路，每一頭牲口馱的鹽就可以賺三十餘元。但生產股為了薄利多銷，把鹽價定低了，地方貿易公司到羅榮桓那裡告了他們的狀。羅榮桓把生產股長王以祥找來，問他是怎麼回事。王以祥便把他們組織生產經營的情況作了彙報。原來，他們是考慮敵人隨時會來「掃蕩」，為了能把食鹽儘快賣掉，就沒有把鹽統銷給政府的貿易公司，而自己壓價銷掉了。這樣一來，政府所掌握食鹽的銷售就受到了影響。羅榮桓聽了後，當即批評了王以祥他們的錯誤做法，並又一次重申了軍隊生產要嚴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應以「不與民爭利」為原則，要他們或者把鹽統銷給政府貿易機關，或者遵照當地政府統一規定的價格銷售，一定要自覺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羅榮桓看到王以祥思想還不太通，又循循善誘地說：「我們生產的果實被敵人掠奪去，當然是損失，但群眾生產的果實被敵人掠奪去，不也是我們的損失嗎？手背與手心還不都是我們自己身上長的肉嘛。況且，我們這支隊伍，從紅軍初創時起，就立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過去，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人民謀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產，還不同樣是為人民謀利益、求解放嗎？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來自人民，又服務於人民，怎麼能夠與民爭利呢？部隊到海邊去開鹽田，就正是為了不去與民爭地嘛！」

　　最後，羅榮桓看到王以祥已經認識到自己錯了，便安慰他說：「認識到了，今後不再這樣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氣餒。你們前段生產成績很大，現在機關每人每天五分錢的菜金，不由軍費開支了，要我們自力更生，不搞好生產怎麼行呢！」

　　羅榮桓指示，機關生產要開展多種經營。於是供給部確定，指派原管理科長黃明亮、生產股長王以祥及管理員石理成三人，具體負責抓軍區機關、直屬隊的農副業生產。他們成立了生產大隊，下設三個生產隊、二個油坊、一個醬園，經與地方工商管理局聯繫，還在濱海區的坪上、十字路、黑林、柘汪等集鎮開了供銷店。他們開始只有五十元的基金，在集市收購花生、黃豆回來榨油，把部隊原來作馬料的黃豆也榨完油再用豆餅喂馬。當時山東根據地出產的花生油、豆油，有時遠銷到上海等地，換回根據地軍民需要的藥品、紗布、火柴、布匹等物資，甚至還可以換回軍需品。

　　在《答覆》中，羅榮桓等寫道：「部隊在生產初步發展的基礎上，一般主力機關每日可以吃到五錢油鹽，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並能補助牙刷、牙粉、黃煙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產盈餘，每人解決襯衣一套，體力亦漸增強。」

　　羅榮桓等還報告了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產情況，指出，凡是發動減租減息與實行民主的村莊，農民對生產很熱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還債外，穿衣吃飯比以前好些，由此轉變了思想，認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過的是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的日子」。《答覆》指出，糧食除沂蒙區有旱災減產外，其他地區均夠吃，布匹、紙張、鹽大部地區均可自給。有的地區還有盈餘。群眾負擔雖然還是很重的，但比起敵佔區則好多了。

　　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工作在根據地佔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對於這項工作羅榮桓以前並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發揮一些經濟專家和財經工作者的作用，使山東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原在抗大華中總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達山東，朱瑞留他在山東幫助工作三個月。後來，薛在山東的期限早已超過，中共中央來電催薛回延安。羅榮桓一面複電中央，要求將薛留下，一面徵求薛的意見。他對薛暮橋說：「山東的經濟工作還需要你呀！這一年你在山東工作成績很大，我就不必多說，只想強調一點，經濟鬥爭，是我們整個鬥爭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很需要有你這樣的專家來幫助我們啊。」薛暮橋聽了很受感動。經過在山東一年的工作，他對這裡的經濟工作也發生了興趣，便放棄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願意服從山東分局的決定。這樣，他又在山東工作了五年，經歷了解放戰爭，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離開山東。

　　薛暮橋擔任了山東省工商管理局的監委，局長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羅榮桓、黎玉經常和薛暮橋一起研究對敵經濟鬥爭問題。

　　山東分局制定了從對敵鬥爭中發展根據地經濟，保障供給，為戰爭服務，為群眾服務的經濟政策，並規定工商管理機構的具體任務是：貨幣鬥爭，貿易管理，扶助生產，保障供給；即對外進行對敵經濟鬥爭（包括貨幣鬥爭和貿易鬥爭），對內扶助和發展生產。

　　在羅榮桓的關懷和支持下，山東的對敵貨幣鬥爭取得了巨大勝利。當時敵後的三角鬥爭，反映在經濟上，也形成了抗幣（抗日根據地發行的貨幣，在山東稱北海幣）、法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和偽鈔（偽政府發行的貨幣）的三角鬥爭。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把他們攫取到的幾十億元法幣推到國民黨大後方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用以掠奪物資，同時又大量發行偽幣來搜刮人民財富。由於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連續失利，法幣迅速貶值，這對敵後根據地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一九四二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幣有幾億元，實際上就等於有相當數量的物資被敵偽掠奪走了。在這種情況下，抗日民主政府採取了斷然措施，排擠法幣，禁用偽幣，大量發行北海幣，建立獨立自主的抗幣市場。

　　由於根據地日益擴大，減租減息後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得到發展，加上沿海地區擅漁鹽之利，有的地區還有豐富的金礦……這些豐富的物資使北海幣有了最可靠的保證。隨著解放區的擴大，北海幣對法幣和偽幣的比價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偽幣可兌換北海幣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只能兌換0.15元北海幣。因此，這時在山東根據地市場上，法幣、偽幣絕跡，許多遊擊區也逐漸變成北海幣市場，就連某些敵佔區的人民也暗地貯存北海幣，以便購買根據地的各種物資。

　　隨著貨幣鬥爭的勝利，在分局領導下，又及時調整了貿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資流入敵佔區，個別則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改為組織輸出，換回需要的各種物資，並開展了大規模的海上運輸和對上海、天津等地的貿易工作。還明確規定了內地貿易自由的原則，取消內地各抗日地區之間的糧食統制，統一領導貿易鬥爭，從貿易中增加財政收入。這些新的政策實施以後，貿易鬥爭很快獲得了顯著的成績，不僅每年增加二億元北海幣的收入，還調劑了市場，穩定了物價，扶助了生產，保證了人民生活和軍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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