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25)_學達書庫

二五

　　第四次反「圍剿」是在毛澤東已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周恩來仍然按照毛澤東式的戰略戰術進行指揮，作戰取得很大勝利。二月十一日，「左」傾領導者強令一軍團攻南豐，不克。十三日，國民黨軍向南豐增援。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毅然撤兵，秘密轉移到廣昌以西隱蔽集結。二月二十七日，在黃陂地區運用大兵團伏擊的戰法，殲敵第五十二師全部和第五十九師大部，俘師長李明、陳時驥。

　　三月二十一日，紅軍在草台崗地區向敵第十一師猛攻，殲其大部，重創敵援軍第五十九師殘部和第九師一部，基本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蔣介石遭此慘敗，不禁發出「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慘事」^①的慨歎。

　　①蔣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陳誠的電報，（台）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二百七十頁，轉引自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頁

　　在第四次反「圍剿」兩大戰鬥之間，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羅榮桓主持了一軍團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政治工作的檢閱^②，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義做了題為《官家僚^③以後政治工作》的書面總結，指出，在三都整編^④之後，「宣傳鼓動工作有些進步」，「能抓緊當地的實際問題作為宣傳鼓動的出發點」，「對目前的中心任務能從各方面進行較深入的宣傳工作」。

　　②檢閱：當時用語，含義相當於現在的檢查、總結

　　③官家僚：地名，位於南豐縣西北，是一方面軍圍攻南豐縣時，一軍團機關的駐地

　　④三都整編，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軍在黎川縣三都進行整編，一軍團撤銷了軍一級建制，直轄七、九、十、十一四個師

　　在井岡山鬥爭時期，羅榮桓便非常重視宣傳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處刷標語，也曾站到方桌上，對趕圩的老表講演。到紅四軍下井岡山的時候，每個營和連都有了宣傳兵。羅榮桓對這支宣傳隊伍抓得很緊，不僅依靠他們對部隊、對群眾，對白軍士兵作宣傳，而且把他們看成是初級政治幹部的來源，精心加以培養。可當時有一些人卻瞧不起這些宣傳兵。行軍時，宣傳兵們為了做行軍鼓動工作，經常插隊伍，跑前跑後。有的人就諷刺挖苦，怪聲怪氣地喊道：「唉，大家快閃開，騎兵團過來了！」還有的人把宣傳兵說成是「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兵過來時便開玩笑地問道：「唉，你那膏藥幾個錢一張啊？」也有的人乾脆直截了當地對宣傳兵說：「你們貼那標語有什麼用？要打仗嘛，還得靠老子手裡的槍。」

　　聽了這些反映後，羅榮桓耐心對部隊進行教育。他指出：子彈可以殺傷敵人，但是很難打到蔣介石的頭上。而貼標語做宣傳可以爭取群眾、瓦解敵軍，卻能起到這個作用。

　　古田會議以後，紅軍宣傳工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連隊裡普遍建立了列寧室（後來改稱為俱樂部），部隊每到一地號房子時，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給列寧室，開展對幹部、戰士的文化教育。行軍時，戰士的背包上都寫了標語。指導員一喊：「現在學標語了。」戰士們便一面行軍，一面通過學標語認識幾個字。歌詠活動逐漸形成了熱潮。在井岡山上，戰士們只會唱北伐時期的《打倒列強除軍閥》，以後歌子便多起來了，《當兵就要當紅軍》、《工農兵聯合起來》、《少年先鋒隊隊歌》都唱開了。這些紅色歌曲又很快通過赤衛軍、少先隊等組織傳到人民群眾之中。群眾也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編唱了許多新的山歌。這些山歌又傳到了部隊。

　　一九三一年以後，各師都有了油印小報。軍團部出版了《戰士報》。羅榮桓對這張報紙非常重視。他不僅親自撰寫社論、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時還親自推滾子、印報紙。報紙成了宣傳員們手裡銳利的武器。行軍休息時，宣傳員們便拿著報紙，到處奔走，忙著飛行讀報，到了一處，一聲喊：「同志們，請聽勝利消息……」讀完一段，又趕往別處去讀。於是，勝利的消息便到處傳開了。

　　宣傳員手裡提的桶子也不僅僅是裝石灰了，有了黑煙子、紅土，有時甚至還有彩色顏料。牆上除了寫標語，又畫了漫畫。羅榮桓三天兩頭往宣傳隊跑，對寫標語、畫漫畫作具體指導。有一次他看到宣傳隊將軍閥畫成了土豪，便對隊員們說：「你們沒有見過軍閥，軍閥要比土豪洋氣一點。」根據羅榮桓的指示，宣傳隊員便給軍閥頭上加上一頂呢帽，鼻樑上再架一副眼鏡。

　　戰時鼓動工作加強了，部隊上火線時，政治機關及時派出宣傳隊員、幹事和傳達員在要道和陣地上呼口號、唱歌，鼓舞指戰員的鬥志。各部隊都有不少傷員不僅不下火線、不啼哭，而且幫戰友壓子彈、擰手榴彈蓋子，呼口號，鼓舞戰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自覺做好陣地鼓動工作。

　　紅軍的宣傳鼓動加上正確的俘虜政策，把大批白軍士兵爭取了過來。白軍士兵打仗時朝天放槍的，帶著槍跑過來的，幾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時代化裝演講的方法也吸收到紅軍宣傳工作中來了。這種化裝演講很快發展成演活報劇和文明戲。當時，演戲沒有固定的劇本，幾個人在一塊把劇情湊好便可以上臺。臺詞都是演員現編的。沒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華、童小鵬等人男扮女裝。演出時，順山坡架起幾根竹竿，用幾塊門板一拼，再掛上幕布，就是舞臺。劈一些松明，借來老表捉泥鰍用的鐵罩子，把松明放進去，再往橫竿上一掛，點起火來，就是燈光。美中不足的是這種「燈」有煙，把演員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於服裝，紅軍、農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現成的。要演軍閥、帝國主義者也好辦。用細竹蔑子綁一副眼鏡架，染黑了糊上一層玻璃紙，這就是眼鏡；糊一頂高帽子，在帽子上畫上不同的標誌。演員戴上高帽子和眼鏡，手裡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脫脫的是一個軍閥或是帝國主義者了。

　　這種戲劇，照現在的眼光看，可能會感到比較原始、粗糙，藝術性不強，可在當時，卻深受部隊和群眾的歡迎。大家看到高興處便哈哈大笑，看到難過時便低頭流淚，從娛樂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羅瑞卿出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他對演戲很熱心，部隊很快形成了演劇熱。他編導了一出《誰給我們痛苦》，揭露土豪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這齣戲演了好久。紅軍每到一地，宣傳隊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裡作一番調查研究，然後將劇中人的姓名換成當地真人的姓名，劇情再稍作變動。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眾反映：「紅軍真神了，才來了三天就將我們這裡的事編進戲文了。」

　　不久，羅榮桓又委託羅瑞卿組織了一個文化娛樂訓練班，學員學習結業後便組成了劇社。因為軍團機關報叫《戰士報》。這一劇社也就命名為「戰士劇社」。劇社成立後，隨著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響也越來越大。不過，演員仍然是業餘的。

　　在一次戰鬥中，部隊抓了不少俘虜兵。他們受了國民黨欺騙宣傳的影響，對紅軍很不信任，有的猶如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有的拄了拐，纏上白布裝彩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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