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回憶錄第九章延安四年(4)

第九章延安四年(4)

　　當時由於戰爭環境的限制，不可能對來自各個地區、各個方面的幹部的歷史情況去調查清楚，因而從談話中找破綻就成了主要的審查方式，有的同志憑主觀推斷，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錯誤。

　　在主觀主義的審查方式下，「逼供信」盛行一時。有人經受不住就做了假但白，說自己是什麼「特務」、「紅旗黨」，怎麼加入的，怎麼混到延安來的，還有哪些同夥。審查者據此進行更大範圍的審查，結果導致了「擴大化」。康生把審幹變成了一場禍及整個延安的「搶救運動」，一些青年被打成派來搞暗殺、搞破壞的「特務」，河南、四川等白區地下黨被誣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党」，晉西北的新軍幹部也被說成是閻錫山的人，傷害了不少同志。康生搞的這一套根本違背了整風宗旨。整風反對的是主觀主義，康生搞的正是主觀主義的「想當然」；整風反對的是宗派主義，康生搞的正是宗派主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審幹中發生的這一問題，當然只是延安整風中一個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風的巨大成就，但歷史的教訓，值得吸取。對於審幹偏差，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及時出來制止、糾正。毛主席為審幹制定了九條方針，並根據黨的歷史上曾發生亂捕濫殺的血的教訓嚴格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歷史悲劇的重演。對「搶救運動」造成的不良後果，黨中央在審幹後期做了甄別平反。審幹的「九條方針」、「一個政策」和「甄別平反」的做法也是延安整風創造的經驗之一。

　　在審幹中我們軍隊幹部有個好處，就是從小參加軍隊並且始終沒有離開過，沒有被捕被俘、跟國民黨接觸這類事，因此也沒有挨整。但我認為自己歷史清白，沒有什麼好審查的，對思想上的深入檢查不夠，這是我的一個不足。

　　延安整風是一次對黨的歷史和路線進行重新學習、全面總結的運動。整風是以路線學習為開始的，又是以路線學習作結束的。整風的最後階段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階段。這是延安整風發展的高級階段，對於全黨正確吸取歷史經驗，分清路線是非，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黨中央把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文件編成《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書。我們從中全面學習黨的歷史，結合個人所經歷的鬥爭實踐，認真分析：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為什麼會在1927年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為什麼會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蘇區損失十分之九、白區損失幾乎十分之十？為什麼張國煮會向黨鬧獨立性？

　　在學習總結黨的兩條路線鬥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各地區、各部隊的同志分別舉行座談會，總結檢討本地區、本部隊的歷史。這種座談會又被形象地稱為「山頭」會議。

　　我們在延安的120師幹部由賀龍主持，在陝甘寧聯防軍司令部多次召開座談會，討論從紅2方面軍到120師的歷史，對其中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搞清楚：湘鄂西蘇區為什麼會全部喪失？紅3軍為什麼會發生「肅反」擴大化？段德昌、王炳南、宋盤銘等大批好幹部為什麼會被殺掉？這些一直在我們心中困擾難解的問題豁然明朗了。許多同志聯繫親身經歷，聲淚俱下地控訴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黨和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對黨的歷史經驗的學習總結，最後形成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2年底1943年初，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急劇縮小、黨政軍幹部多了出來的情況下，黨中央決定抽調大批幹部到延安參加整風學習。

　　這樣在1943年春，有數千名幹部從各個根據地長途跋涉，穿越封鎖線，彙集到陝甘寧邊區的門戶綏德城。為了儘快安排處理好這些幹部的學習，中央組織部從黨校抽調第2支部的書記趙振生、第4支部的我以及校部女秘書柳文、總務處長張明遠，作為「中央處理委員會」的派出人員前往綏德。

　　5月，正是槐樹飛花的時候，我們四人騎馬來到延安東北200餘公里的綏德城。

　　綏德城及其附近村莊住滿了來自各地的幹部，有八路軍、新四軍的軍政指揮員，有地方黨和抗日政權的書記、縣長，有日寇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他們經受了抗日戰爭最嚴酷歲月的磨練和考驗，是党的寶貴財富。我們轉達了黨中央對這些同志的熱情歡迎，找他們逐個談話，瞭解其參加革命、加入黨的簡要經歷，向他們介紹延安的基本情況。

　　我們在綏德師範學校設立了考場，舉行摸底考試，文化考算術和一篇作文，政治考時事政策和黨的基本知識。然後根據這些同志的職務、經歷、文化程度和學習願望進行分配。原任職務高一點、文化程度高一點、有五年以上黨齡的幹部進入中央黨校；職務低一點、文化低一點、黨齡短一點的留在綏德進入重新組建的抗大總校。

　　在招考黨校學員時，一些同志問我：「中央黨校學什麼呀，好不好啊？」我自豪地告訴他們：「中央黨校是毛主席的校長，你們說好不好啊？」

　　他們聽了高興地說：「好，好！」我乘勢鼓動說：「那你們就報考黨校吧！」

　　我們在綏德工作了一個來月，把上千名幹部大體分配完畢，而後返回延安準備繼續學習。走到離延安還有一天多路程的甘穀驛，我接到黨校一位同志從延安打來的電話，要我馬上回去，不再當學員了，到黨校第2部當組織教育科科長。

　　我們在綏德為黨校招考了數百名學員，中央黨校擴大了，分成兩個部。原來的學員作為第1部，這批新學員組成第2部。

　　2部設在原中國女子大學舊址。張鼎丞任部主任，孫志遠、安子文先後擔任副主任。部下面有三個科，主管黨務和學習的叫組織教育科，我任科長；負責行政事務的叫秘書科，科長傅雨田；管理生活的叫供給科，學員分為十幾個支部。每個支部設書記、學習幹事、生活幹事，有學員三五十人。

　　2部於1943年7月正式開學，而後立即投入整風學習。我當組織教育科長的主要工作就是組織學習，制走學習計劃，瞭解學習情況，收集大家難於理解、爭論不下的問題反映給部校領導，他們再反映給黨中央領導同志，有時也請中央領導同志來向學員直接解答。我已經參加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對學習方法、步驟總算有一點經驗，這對我協助部領導組織、安排整風學習很有幫助。

　　2部開學不久正趕上延安「搶救運動」搞得正兇。1部白天晚上、大會小會號召「有問題」的人出來但白，我們2部也去旁聽了幾次會。鑒於1部的教訓，彭真副校長等校領導明確我們2部主要是學習文件，沒有受到大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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