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回憶錄第九章延安四年(2)

第九章延安四年(2)

　　在離院部幾百米的八路軍大禮堂前，大家停下來。賀炳炎和我自告奮勇去找陳伯鈞辦交涉，其他同志在那裡等候。

　　我倆進了院部，找到陳伯鈞，熟人見面用不著客氣，開口就說：「我們358旅的十幾個人要進軍政學院學習，你收不收啊？」「歡迎，歡迎！」陳伯鈞爽快地答應下來。

　　我們馬上把等在外面的同志接進來，當場辦好了入學手續。

　　八路軍軍政學院的「牌子」很大，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院長，張如心任教育長，陳伯鈞任副教育長。學員有四個隊，1、2隊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3、4隊是工農出身的老紅軍幹部，其中3隊文化程度又低一些，4隊稍高一些。我們入學後一開始就是考試，考文化基礎和政治常識。根據考試結果，賀炳炎、黃新廷等大部分人到了3隊，我和頓星雲、盂昭亮等分到4隊。軍政學院的課程有軍事指揮課和政治理論課。軍事課學習初、中級戰術，教員有曾任過716團團長的宋時輪、八路軍總參謀部一局局長郭化若。政治課主要組織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常識，學習黨中央作出的一些決定和毛澤東同志的重要報告。

　　我在4隊學習了一段時間後，被改選為黨支部書記，由於學員都是共產黨員，因此我這個書記的任務就是帶領大家學習。

　　這年8月，八路軍軍政學院一分為二，原校址改為政治學院，另在延安飛機場附近新建了軍事學院，教員、學員也按軍政分開，賀炳炎、黃新廷等去了軍事學院，我留在政治學院。

　　1941年底、1942年初，黨中央對原中共中央黨校進行重大改組，建立了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毛澤東主席親自擔任校長，鄧發任副校長，彭真任教育長。中央把準備出席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在延安各校學習的軍隊團以上、地方地委以上幹部，都集中到黨校學習。

　　我是七大代表，也進了黨校。經過文化考試，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分到預科學文化，我被分到本科第2支部，本科沒有學文化的任務。黨校學員是按照支部組織的。我們第2支部的書記叫趙振生，即李大釗烈士的長子李葆華，他要我擔任黨小組長。黨小組又是學習小組。

　　我怕影響學習，解釋說：「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學習任務重，當不了小組長，我是想來專心學習的。」

　　這樣，我成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一名普通學員。

　　我從開始進軍政學院，爾後到政治學院，最後入中央黨校，前後差不多有一年時間。

　　這一年，從全黨看，為進行全黨性整風運動的內外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各項準備也已基本就緒，特別是毛主席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還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組織了高級幹部的學習。這些都為全黨性的整風運動指明了方向，鋪平了道路。

　　這一年，對我個人來講，收穫亦不薄。我對所學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鮮，對難得的學習機會十分珍惜，學起來也確實是聚精會神。學得雖然不那麼深，但還是增長了不少知識。這對我後來投入整風學習與擔負黨校工作都大有益處。

　　§整風

　　早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就初步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我們黨在抗日戰爭中已經有了一條正確的總路線，並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什麼還要開展全黨性的整風呢？

　　毛澤東同志曾在他的一系列報告和講話中，明白無誤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是因為當時在全黨，對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路線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系統的清理，還沒有完全認識產生錯誤路線的思想根源；同時抗戰後黨內吸收了一大批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新黨員，其中一些人思想入黨的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黨內存在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非馬克思主義的作風。這些問題，即使在黨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也是存在著的。初到延安，我就聽到過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叫作：「王明的理論，博古的口才，毛澤東的實踐。」

　　這個說法，一度在延安各校求學的眾多青年知識分子及一些黨員幹部中很有些影響。

　　它反映出當時在我們黨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革命的實踐、黨的正確路線等一系列重要問題，認識還不一致。它反映出儘管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實踐得到了公認，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正確思想，還沒有為全黨所普遍接受和掌握。它反映出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雖然已被唾棄，但是他那一套「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外衣仍然迷惑著不少青年知識分子，仍然嚇唬著一些工農幹部。

　　此外，當時在延安還有一股自由主義的空氣。個別知識分子幹部在報紙、刊物、牆報上發表文章、漫畫，揭露延安的所謂「陰暗面」。這些作品有的是由於環境的不適而發洩牢騷和不滿，有的是由於感情的差異而諷刺、挖苦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還有的則是由於立場的不同而攻擊党的領導、否定延安。他們不分延安與西安、成績與缺點，哪一個是主流哪一個是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

　　這股空氣反映出，自從抗日戰爭以來有幾十萬青年知識分子加入到党的隊伍中，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作風帶了進來。

　　對於前面那個流行的說法，我並不贊同，但也說不出好多道理來。

　　對於後面那股自由主義的空氣，我和許多從前線來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為此向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們在前方抗日，流血犧牲，人家卻在這裡說風涼話，挖苦人！」

　　這只是憑個人的樸素感情和直覺對待那樣的問題。我的思想理論水平，還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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