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回憶錄第九章延安四年

第九章延安四年(1)

　　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一面以堅韌不拔的意志，領導敵後抗日軍民頑強鬥爭，苦度難關；一面以宏偉遠大的氣魄，首先在延安、繼而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學習馬克思主義、整頓黨的作風的偉大運動，從而為克服嚴重困難、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我從1941年至1944年在延安學習、工作了四個年頭。在土窯洞裡，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在延水河邊，我沐浴了無產階級的思想洗禮；在寶塔山下，我認明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延安，這是我們一代共產黨人的思想故鄉，是我們心中的革命聖地。

　　§求學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參加者，對於革命理論的掌握，大體上不外乎有這麼兩種情況：

　　一種是占少數的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對救國救民之策的探索，通過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首先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而後運用這種理論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例如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革命先驅和党的領袖，以及我所熟悉的周逸群、關向應、任弼時等軍隊政治工作領導者。而像王明那種只會背誦馬克思列寧著作中的詞句，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用教條主義嚇唬、矇騙人們，危害革命事業的人，自然不能屬此例。

　　另一種是占絕大多數的普通的工農群眾，無法忍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壓迫，逼上梁山，首先投身於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實踐，而後在共產黨的引導下逐步學習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例如彭德懷、賀龍等這樣一些從群眾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以及廣大指戰員。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開創出一條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道路；少數先進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結合，構成了中國革命的浩蕩大軍。

　　對於我們工農出身的同志來說，在積極參加鬥爭實踐的同時，努力學習革命理論，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乃是一項十分必要、十分緊迫的任務。這也是我參加革命隊伍後追求多年的宿願。

　　我是在党和賀龍同志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的。在緊張的戰鬥中，我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摸索到一些打仗帶兵的經驗和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對黨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有所提高。

　　同時，隨著革命戰爭的發展和部隊的壯大，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自己的理論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都顯得太低了，理論上缺乏系統的學習，思想上還有不少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工作上也常常帶有盲目性。

　　因此，我一直渴望有機會能系統的學習、提高。每當看到身邊的戰友一批又一批地進「紅校」，上「抗大」，我心裡總是羡慕不已；每當聽到這個或那個同志講話都能大段大段地引出理論根據，我總是佩服得不得了，要求學習的願望越來越急切。

　　長征結束後、抗戰爆發前，曾有兩批幹部去延安上紅軍大學，我找到賀關要求學習，卻沒能如願。

　　1938年夏，為了能到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賀炳炎和我跑到關向應政委那裡，爭了五六個鐘頭，關政委被磨得沒辦法了，最後決定兩個去一個，叫賀炳炎去了，我還是沒去成。

　　1939年冬，120師組織了一個幹部訓練大隊，又叫「高級讀書班」，抽出部分營以上幹部進行短期輪訓，我調去當大隊長，邊帶隊邊學習。我們這個讀書班由延安馬列學院來的教員文山、甘惜芬講授唯物論與辯證法，每天除了下早操、晚操就是上課、自習，隔幾天還要考試。

　　不久日軍進行「掃蕩」，我們一邊遊擊一邊學習，每天跟敵人轉山頭，轉到哪裡停下來就開課，找一塊向陽背風的地方，石頭當凳，膝蓋當桌。雖說條件十分艱苦，可我們學得還是滿認真，滿不錯呢！學唯物論時，大家興趣十足，聯繫工作搞清楚什麼叫唯心論、什麼叫唯物論。講辯證法時，大家也學著辯這樣，辯那樣。可惜只學了兩個來月，就因為晉西事變發生而倉促結束。

　　1940年春，為了對付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進攻的陰謀，師部率358旅在黃河邊的臨縣、離石駐防了一段時間。我們聽駐河西的359旅同志講，他們送去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的幹部提高得很快，畢業後變得怎麼不得了。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1年1月間，冬季反「掃蕩」勝利結束，晉西北的戰局剛剛穩定下來，賀關下決心從部隊中抽出一批軍政主官送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我716團一下子就去了三個，團長黃新廷、政治委員廖漢生、營長張樹芝。其他人有715團團長頓星雲、2團團長傅傳作、358旅政治委員李井泉、副旅長賀炳炎、獨1旅政治委員朱輝照等，共是十幾個人。

　　多年的求學願望終於實現了，而且是到嚮往已久的延安去學習，我心裡高興極了。我們告別了賀關首長和部隊，西渡黃河。路過綏德時，359旅旅長兼綏德警備區司令王震邀我們在那裡休息了一天，而後匆匆趕往延安。

　　我曾在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5月參加党的蘇區代表會議來過延安。轉眼之間四個年頭過去了，延安這座默默無聞的陝北小城，在抗戰風雲中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革命聖地，成為領導敵後遊擊戰爭的指揮中心，成為造就中華民族抗日精英的大熔爐。

　　我們一行除李井泉同志另有去處外，全都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安排住下來。十幾個人住在一個新挖的窯洞裡，擁擠、潮濕。吃飯就是一桶小米飯，一盤青菜，頓頓如此。對於生活上的單調、清苦，誰都沒有怨言，問題是住了好幾天，入學的事情還未辦好。正巧延安新成立一所八路軍軍政學院，專門培訓軍事政治幹部，正適合我們學習。組織上就決定我們這些人不上馬列學院而是進軍政學院學習，可是軍政學院一直沒有人來安排我們。我們這些剛剛從烽火前線下來的學子，整天悶在窯洞裡扯「亂談」，實在無法忍受。大家等不下去了，一商量，乾脆自己找軍政學院上學去！

　　我們打聽到軍政學院的副教育長是陳伯鈞。長征中2、4方面軍會師，陳伯鈞調來當6軍團的軍團長；抗日編隊時他當359旅旅長，率718團留守陝甘寧邊區。他是我們的熟人。我們把背包背上，東西提上，直接找到軍政學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