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21)_學達書庫

二一

　　在會上作了《蘇俄革命的歷史及對世界的影響》的重要演說，全面介紹了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過情形，讚揚與歌頌了革命暴力，表現了無產階級徹底的革命精神，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因為一切反動派、許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分子都在極力攻擊十月革命的所謂「不人道」、「殘暴」和「恐怖」，李大釗的演說，給了那些反對者、偽善者、認識不清者以當頭一擊。

　　這一時期，李大釗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根本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社會主義的實現，第一要奪取政權，而政權的奪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無產階級獨攬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以無產階級的權力代替中產階級的權力，以勞工階級的統治代替中產階級的少數政治。」批駁了那種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誣衊無產階級專政「不民主」的謬論，指出：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議會僅是替資產階級「裝潢門面」的「饒舌的機關」，「純是欺人的方法，」列寧領導下的「勞農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平民主義」即民主主義的開端。真正的民主政治——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非打破這虛偽的議會制度必不能實現。」

　　正當建黨伊始，我國工人階級鬥爭的第一個高潮開始發展起來的時候，李大釗抓住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整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最主要的問題」，著重進行了多次公開的介紹和宣傳，毫不含糊地維護了馬克思列寧的革命學說，表明了自己堅定的革命立場，並為當時的工人運動指明了正確的鬥爭方向。

　　1923年爆發的「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最後一個怒濤，不但震驚了全中國，而且震動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用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喚醒了中國人民。悲壯的歷史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先鋒，才能擔當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中國工人階級的威望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望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確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與工人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同生死、共患難，真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正由於從工人運動中鍛煉出一大批優秀的幹部，中國共產黨以後才能正確地領導全國人民的鬥爭，才能用工人階級的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正確地去領導農民運動、農民戰爭，避免重蹈歷史上農民戰爭不可避免的悲慘命運，而把革命引導到最後的勝利。

　　「二七」大罷工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到1922年底，京漢鐵路已經建立了16個分工會，並已遍及全路，這些為大罷工作了組織上的準備。而党在工人中所進行的階級鬥爭教育和反帝反軍閥的革命宣傳，以及對吳佩孚的罪行的揭露等，則為大罷工作了思想上的準備。李大釗也為這次大罷工作了重要的準備。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鄭州召開，軍閥吳佩孚竟用武力橫加禁止，野蠻地迫害工人代表。

　　2月4日，京漢鐵路全路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進行反抗。

　　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授意和庇護下，下令對漢口、長辛店等地罷工工人實行血腥的屠殺。

　　工人死難者40餘人，傷數百餘人，被捕入獄者60餘人，被開除流亡在外者1000餘人。其中共產黨員、江岸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同志、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同志壯烈殉難，造成震動全國的「二七慘案」。

　　工人們不畏強暴，同敵人進行了斷頭瀝血、驚心動魄的鬥爭，表現了無產階級臨危不懼、至死不屈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轟轟烈烈的「二七」大罷工雖然遭到失敗，但它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最堅決、徹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望，為後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李大釗是這次大罷工的積極領導者之一。2月1日以後，京漢鐵路總工會遷往漢口江岸辦公，漢口就成了罷工的指揮中心，而李大釗這期間正在漢口，同罷工的領導人陳譚秋、施洋等同志都有過接觸，商談罷工之事。他對這次罷工極為關切，對於階級兄弟的犧牲，他比失去自己的親人還悲痛，一年後回想起來，還覺得「實在難過」。「二七慘案」中，他多年的同學、從小的朋友白堅武，為吳佩孚出謀劃策、殘害工人，李大釗立刻寫信痛斥這個吳佩孚的幫兇，並宣佈跟他斷絕一切關係。「二七慘案」後，大批的工人死傷、入獄，大批的工人被開除，流落街頭。北京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全國50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新興的中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那艱苦困難的環境下，針對某些人的悲觀失望、志氣消沉，李大釗寫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有力地宣傳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對革命前途仍然充滿信心。他說：

　　「革命的道路，歷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一流浩浩蕩蕩的長江大河，有時流到很寬闊的境界，一瀉千里，有時流到很逼狹的境界，曲折回環，」「民族生命的進展，其經歷亦複如是。」「我們的揚子江、黃河，可以代表我們的民族精神，揚子江及黃河遇見沙漠，遇見山峽都是浩浩蕩蕩的往前流過去，以成其濁流滾滾，一瀉萬里的魄勢。」我們要像揚子江、黃河一樣，「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對「二七慘案」的善後工作，李大釗也盡了最大努力。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發表了許多宣傳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的演說，並在黨所主辦的培養革命幹部的上海大學多次演講。1923年5月4日，他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的演說中，號召學生繼續「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1923年「五一」、「五七」，他領導北京黨組織發動北京各群眾團體兩次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繼續向軍閥鬥爭，僅「五一」

　　即「散發傳單數萬張」。國民大會通過了「擁護農工之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釋放京漢罷工被捕者」、「恢復各鐵路及各業工會」等項決議。1923年九、十月間，他又領導了反對直系軍閥頭子曹錕賄賂選總統的運動。

　　李大釗在「二七慘案」後所做的許多工作，推動了北京革命運動繼續向前發展，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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