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2)_學達書庫

一二

　　§第四章　建黨前夕

　　隨著「五四」運動後馬列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工人運動的日漸發展，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的產生已經提上了歷史的日程。

　　1920年初，李大釗就曾和鄧中夏等醞釀過組織共產黨的問題。

　　1920年1月，陳獨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釗不避艱險地護送他離京。因陳獨秀北方話說不好，沿途遇到軍警檢查，都是李大釗對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上船。一路上，李大釗也與陳獨秀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1920年5月以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籌備建黨時，考慮到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

　　拿不定注意。寫信問李大釗。李大釗非常明確地回答說：叫共產黨。

　　送走陳獨秀，李大釗在天津，曾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等到舊俄租界去會見一位蘇俄朋友，交換革命意見。但是，他們的會見被敵探發覺，並張揚出去，第二天，一家報紙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便立即返回北京。

　　由於李大釗在中國最先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卓越領導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識界特別是青年中有著崇高的威望，這使他很自然地成為北京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帶頭人。許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導師，跑來聽他的教誨，請他幫助。而李大釗就在與青年的廣泛接觸中，開始了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

　　1920年3月，在幾經醞釀、討論後，他終於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最初參加這個研究會的，有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張國燾等。不久，瞿秋白也參加了進來。

　　當時，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學習條件非常困難，既有反動統治階級的嚴禁和封鎖，又有社會上頑固的守舊派的阻撓，使得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都難以找到，馬列主義原著更難找到，他們必須艱苦地搜尋。

　　開始，他們只能學到《新青年》和其他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以及少數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如1920年4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還有河上肇以及考茨基所寫的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都被大家輾轉相傳，爭相閱讀。後來，經過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了一批外文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組織通曉外文的會員幫助大家學習，這樣才初步解決了學習材料方面的困難。

　　以後，在李大釗幫助下，大家逐漸搜集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又籌集到了一些資金，買了一批有關的圖書。

　　研究會成立後，幾經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長的支持，學校撥出兩間寬敞的房子，作為辦公會址。在那裡，他們設立了一個附屬於「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小型圖書室，並親切地稱它為「亢慕義齋」（譯音，意思是「共產主義小室」）。這個「亢慕義齋」圖書館，是我國第一個存有比較豐富的馬列主義書籍的圖書館，有健全的借閱規則、制度。直至現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裡還保存著當時一些蓋有「亢慕義齋」圖章的書籍。

　　在李大釗領導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中進行著緊張的活動。當時，鄧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下午從事政治、社會活動，晚上聚在一起討論革命問題或交換學習心得，總要到深夜才散去。通過這些活動，他們加深了對馬列主義的瞭解，並產生了進一步組織起來開展革命鬥爭的強烈要求。

　　這就為後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打下了基礎。

　　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有了更多的聯繫。通過這些聯繫，他積極搜尋當時能找到的一切中文共產主義文獻，還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後來，他曾回憶這個時期的情景說：「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是階級鬥爭史，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他後來用這方法論更深入地思索了各種社會問題，從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起信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當時還曾跟李大釗商量過考慮組織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之事。

　　1920年，李大釗仍然在大量寫文章。7月8日，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職務改為教授。擔任了教授後，他又到處講課，宣傳馬列主義。他這時著重宣傳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並用它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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