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4)_學達書庫

四

　　§第二章　傳播「馬列」

　　1916年6月，李大釗從日本回國後，應湯化龍等人的邀請，到北京去辦報。他也期望能夠通過辦報傳播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想利用報紙，使它成為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陣地。於是，他決定到北京去了。在途中，他懷著興奮激動的心情，為報紙的出版精心地籌劃著，在碧波滔滔的海上，對著噴薄欲出的朝陽，他為報紙想好了名字：《晨鐘》。他想振此「晨鐘」，喚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擔當起「青春中華之創造」的使命！

　　經過2個月左右的辛苦籌備，《晨鐘報》在8月15日創刊了，由李大釗擔任總編輯。在創刊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晨鐘」之使命》，副標題為「青春中華之創造」。李大釗把創造「青春中華」的希望，寄託在青年的覺醒上，「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志，礪青年之氣節」。在《晨鐘報》上，李大釗宣傳民主主義思想，介紹民主主義的思想家，繼續反對封建專制獨裁，揭露當時軍閥、官僚、政客們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罪惡行徑。

　　其實，研究系湯化龍等人約李大釗合作辦報的目的，不過是想利用李大釗的文名，為他們裝點門面，收買人心而已。由於李大釗與他們有過關係，而這幫政客在袁世凱快要垮臺的時候也曾經投機反袁，李大釗未能看穿他們的本質，加上湯化龍曾資助他出國留學，所以才去與他們合作辦報。隨著時局的發展，李大釗抨擊軍閥的言論越來越激烈，漸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李大釗為《晨鐘報》撰寫的文章竟一再被湯化龍左右的人擅加刪改，很難完整發表，而且研究系政客甘當軍閥工具的面目日漸暴露，也為李大釗所不容。

　　這樣，關係終於破裂，李大釗很難在《晨鐘報》繼續工作下去了。他寧願失業，也不願向舊勢力妥協，毅然辭去總編輯的職務，在9月4日的《晨鐘報》上，發表了他的小說《別淚》，9月5日，發表了辭職啟事。在辛勤編輯22天后，終於離開了他親手創辦起來的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鐘報》。

　　1917年1月，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創刊，李大釗受聘為編輯。他不顧章士釗的勸告，在《甲寅日刊》上又發表了許多反對軍閥統治和反對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別是對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認為「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孔丘之說代表封建「專制社會之道德」，「已不適於今日之時代」。

　　1917年7月上旬，落後的舊中國，又上演了一出「張勳復辟」的醜劇。李大釗在「張勳復辟」之日，倉促離京，避走上海。他在這個時候，「百感交集」，痛於過去革命之曇花一現，而自己10餘年來「流離轉徙」，還沒有找到國家民族的出路在哪裡，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他秋天寄給白堅武的一首七律詩中所表述的那樣：

　　英雄淘盡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畫樓。
　　一代繁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
　　竹簾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憶到江山無語句，只應共泛五湖舟。

　　這時的李大釗非常苦悶，因而寫出了似乎消極的詩句，其實他是在探索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列主義的第一人。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李大釗開始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他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1918年1月，李大釗由章士釗推薦，接替章擔任了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這時的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教授中也有不少參加新文化運動的人士。1915年9月新創刊的《青年雜誌》，於1916年改為《新青年》，早已成為新文化的旗幟。

　　因主辦《新青年》而享有盛譽的陳獨秀正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以前就為《新青年》寫過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學，就進入了《新青年》的編輯部，並繼續辛勤地搜索有關各國革命運動的材料，特別關心俄羅斯的革命問題，更深入地探討在日本時就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大學，他一面研究理論，寫文章，一面到師生和職工群眾中去從事革命活動。當時北京大學各種社會團體的名冊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連「學生遊藝大會」、「學餘俱樂部」他也是發起人之一。

　　1918年冬，他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取名為「馬爾格思」的學說研究會，來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

　　這個組織還沒有得到發展，就遭到了「防止過激主義傳播」的反動政府的查禁。由於李大釗巧妙地利用了馬爾格斯這個譯音，反動警察當局以為是個什麼研究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團體，才倖免於繼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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