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2)_學達書庫

二

　　1912年6月，李大釗寫了一篇《隱憂篇》的文章，為辛亥革命後政治局勢的發展，為新的共和國感到「隱憂」。這是李大釗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釗懷著救國救民的滿腔熱情，積極投入當時沸騰的政治生活。他曾於1912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觸了一些政界人物，還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有過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還曾「慷慨思投筆」，而又「艱難未去師」。這一切，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國事日非，仕志難酬。他在這期間還寫下了不少詩文，表達了滿腔的憂憤。當時的革命果實已被軍閥篡奪，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時的他，不僅是「隱憂」，而是要大聲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學校裡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長，負責出版《言治》月刊，就在1913年4月1日的《言治》創刊號上，他發表了激憤的《大哀篇》。在文章中，他痛擊軍閥官僚政治，深切關注人民命運，指出：

　　「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權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革命果實，「此輩肥而吾民瘠矣」。「以致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乘，人禍臨之，蕩析離居，轉死溝洫，屍骸暴露，餓殍橫野」。

　　此後，政治形勢日趨惡化。1913年春，國民黨進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凱暗殺，緊接著，帝國主義五國銀行團與袁世凱成交了所謂「善後大借款」，使反動勢力更加瘋狂，準備向民主派開刀。李大釗指出，竊國大盜袁世凱是暗殺宋教仁的元兇，「暗殺」與「借款」使國家更「危機萬狀」，民權「旁落」。

　　憂國憂民的李大釗，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條出路。

　　1913年暑假，李大釗結束了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學業，畢業後，又去北京。這時，孫中山領導的「討袁」的「二次革命」由於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只靠單純的軍事行動，導致「討袁」失敗。與李大釗有過交往的社會黨人陳翼龍也在8月間被袁世凱殺害。

　　曾寄期望於「二次革命」的李大釗，為此感到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凱專制獨裁的迫害，他離開北京，暫返故鄉，籌劃出國去日本留學。

　　在回故鄉的途中，李大釗兩次登五峰。那個地方，他在天津讀書時曾和朋友們去過。舊地重遊，追思逝去歲月，瞻念祖國前途，不禁感慨萬端。9月11日夜晚，在當地又發生了一起日軍慘殺我5名鐵路職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強烈呼籲：「中原健兒勿忘此彌天之恥辱！」

　　從故鄉回到天津不久，他又看到日本帝國主義新出版的一本反動書籍《支那分割之命運》，立即寫了數萬言的《駁議》文章，駁斥帝國主義分割中國的謬論，「字字皆薪膽之血淚」。同年12月，《駁議》就出版了，並很快「風行全國」。

　　從1913年4月至11月，李大釗寫下了戰鬥詩文近30篇，已經由一個普通的愛國學生成長為一個憂國憂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釗在友人湯化龍等資助下，東渡日本。出國前，他在紀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詩中，透露了對祖國命運的無限關切：

　　班生此去意何雲，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國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說岳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

　　李大釗到日本後，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他在留學生中結識了很多朋友，常常同他們談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問題。雖然看起來他外貌很淳樸，不善多講話，可一談起天下大事來，可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他還在學校的留學生中組織了5人經濟學會，並已開始研究關於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同時，他那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寫了很多具有強烈戰鬥精神的文章，鼓舞廣大群眾的革命鬥志，從針砭時政進而尖銳地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揭露封建軍閥的賣國行徑。

　　他去日本學習時，正是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的時候。1914年，他在日本發起組織神州學會，團結進步知識分子，開始進行反袁秘密活動。1914年11月，李大釗發表了《國情》一文，揭露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相互勾結的陰謀，痛斥袁世凱顧問古德諾、日本首相親信有賀長雄的《新約法論》等親袁稱帝謬論，揭穿了袁世凱公佈「新約法」準備稱帝的陰謀，並告誡人們，不要對帝國主義侵略者抱任何幻想，不管它是歐美的或是日本的。這篇文章，是我國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先聲，它在袁世凱稱帝的一年前，就及時地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嚴防竊國大盜的信號，表現了李大釗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和敢於向反動派作堅決鬥爭的大無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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