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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首先,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回顧了中國人民自辛亥革命以來尋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又總結了自己參加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寶貴經驗,然後指出:「在沒有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前,中國革命不能免於失敗;在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如果不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也還是不能免於失敗。而一經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則無往而不勝。」

  同時,林伯渠分析了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三次

  「左」傾錯誤的實質,將其違反實事求是這一點作為最要害的問題和共同特徵提出來。他說:「三次『左』傾路線的內容儘管各有不同,然而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主觀主義,不尊重事實,不從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出發而從武斷和教條出發來確定革命的路線。機會主義者他們自以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實際上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是科學,當我們具體運用它來確定革命路線的時候,同樣應當以科學的論據,即具體的客觀的事實為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是可靠的,那麼,所確定的路線當然只能引導革命走到失敗,而不能引導革命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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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頁。

  他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和概括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以後,語重心長地提醒人們:「我們要繼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取得勝利,就應當記得我們付出了無數代價得來的教訓。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不僅在過去,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現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同樣是重要的。而主觀主義,在過去曾經使得我們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敗,而現在也同樣可以使得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他最後指出:「只有在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能夠成熟地運用它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證。」他的發言雖然只有三千多字,卻是他半個世紀革命心血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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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377—378頁。

  在黨的八大及其一中全會上,林伯渠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著名文章《紀念孫中山先生》。同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在政協禮堂隆重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等參加了紀念大會。三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六十多位來賓和四十多位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也參加了大會。林伯渠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民主主義綱領來號召革命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在他一生致力革命的四十年間,不斷因時代的進步而進步,終於從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進一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他科學地評價了孫中山革命的一生,並深刻地指明了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我們民族的珍貴遺產。他說:「中山先生無條件地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不顧一切壓力和誘惑而同帝國主義勢力堅決對立。始終不懈地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而鬥爭,這就是他所以成為不朽的民族英雄的根本所在。我們應當積極發揚中山先生的這種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把它當作我們民族的珍貴遺產」。紀念孫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誕辰大會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進一步推動了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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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3日。

  〖鞠躬盡瘁,晚節彌堅〗

  一九五七年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林伯渠雖已年逾古稀,體力進一步衰弱,但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不避辛勞,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仍然發奮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去廣東考察,從化縣明星高級農業社的農民和幹部向他反映:「上面技術指導太機械;雙鏵犁太笨,不能下水田;五一犁咀不好;播種太早,秧老了,肥料和勞力不夠。」三月初,他又到杭州考察,龍井鄉的農民反映,茶葉收購單位壓級壓價,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林伯渠傾聽農民對政府工作的批評,一條一條鄭重地寫在日記上,並及時向有關省、縣領導同志,提出注意保護農民利益和改進工作的意見。

  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他又去上海、南京視察了一些工廠,並和地方領導同志進行了交談,於四月十一日回到北京。這時中央正在討論在全黨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林伯渠參加了這一討論。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但是當各地黨組織發動廣大群眾幫助党整風時,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卻乘機向党向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六月以後,黨中央對右派的進攻給予了回擊。但是由於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恰當的估計,致使反右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

  林伯渠非常重視整風運動,他認為整風應「著重整改階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他強調領導者必須「自覺而正確地以身作則」。他對反右派鬥爭也十分關注,曾將北京及全國有關右派人數的統計、比例詳細地記錄在筆記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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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的筆記本(未刊稿),第2108頁。
  《林伯渠日記》(未刊稿),1957年6月6日。

  繼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錯誤之後,我們黨在經濟工作中也發生了背離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嚴重錯誤。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林伯渠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他對毛澤東在党的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輕率地肯定「大躍進」、「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是贊成的。在《日記》中曾寫道:「結合毛主席在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精神來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在「大躍進」開始時,林伯渠為億萬人民群眾轟轟烈烈的勞動場面所鼓舞,也說過讚揚「大躍進」的過頭話。但經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不辭勞苦地到內蒙、山西、遼寧、寧夏、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區視察之後,他逐漸覺察出一些問題,如大煉鋼鐵用勞力過多,運輸困難,某省百萬人缺糧等等,因而在日記中寫下了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力戒浮誇片面」等一些針砭時弊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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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日記》(未刊稿),1958年5月31日。
  ②③ 《林伯渠日記》(未刊稿),1958年7月26日,195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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