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111)_學達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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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不僅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一貫遵守黨章黨紀，就是在所謂生活小節問題上，也是一絲不苟，自覺地嚴格遵守黨紀、政紀。一九五三年底他去廣東休假並視察，省裡一些負責同志前往車站迎接時，他誠懇地對他們說，政務院有規定，黨、政、軍、群負責人員視察、參觀、休養、旅行時，地方負責人不許接送、宴會和送禮，以後我們大家按規定辦事。後來離開廣州時，廣東的負責人也就不去送行了。此後，他每次外出，總是先與地方聯繫，說明一不要組織迎送，二不要影響工作，三不要宴請送禮，四不能生活特殊。有時當地的同志送給他一點土特產品，他都婉言拒絕，派人立即送回。有一次，他去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參觀民主德國工業展覽，講解員見他是中央領導人，且年邁體弱，所以單獨引導他走近道行進。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由兩個引導說明員走簡捷路徑，雖然便利，覺與眾不同，不妥。」他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編在一個黨小組，雖然工作很忙，卻經常參加黨小組的生活會。一九五六年，他的故鄉臨澧縣有兩位同志來看望他，他熱情地招待他們在北京參觀和休息，同他們長談，瞭解家鄉近況。當他們提出想請林老幫助買兩部汽車時，林說：「汽車是國家計劃分配物資，不顧國家計劃，亂批條子，這個權我不能用，請你們向鄉親們解釋清楚。」縣裡的同志感到很受教育。

　　林伯渠在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後，主張人大代表要下去視察工作，瞭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瞭解當地的實際工作狀況，以便推動和鼓勵各級政府正確地及時地解決一些重要問題。他倡導把定期視察工作，作為黨和國家機關聯繫群眾、調查研究的一種工作制度。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七月間召開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要求人大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到原選舉單位地區視察工作。在討論視察問題時，意見不太一致，林伯渠從國家政權建設的高度，從多方面論述了人大代表視察工作「容易使我們集中地瞭解各階層人民的動向和意見，及時地抓住問題正確加以處理」①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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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記》（未刊稿），1955年5月19日。

　　林伯渠是湖南選區的代表，五月下旬，他率先去湖南視察。從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先後視察了益陽、常德、臨澧等縣的許多單位，找了不少基層幹部交談，六月一日一整天，約集三十三位縣人大代表及縣幹部，座談了統購統銷、生產和治安等問題。他的視察日程表，排得滿滿的，將獲得的材料，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兩個筆記本。其中有肥料來源、耕牛情況、副業生產、開荒、災情、生產救災以及市場情況等等。五月三十日的日記上，詳細地記載了他親自訪問的王姓農民的情況：「有兩個勞動力，兄二十六歲，弟二十四歲（啞子），都未娶妻，有一妹子上中學，母五十幾，祖母七十幾，共五口人。有田八畝，菜園六分，還編草席出售。田的出產，據稱每畝不夠四百斤，因近城，鳥雀多，又樹萌重掩，所以出產不豐。去年因水災未交農業稅。購糧麥、米各半。半勞力（口糧每天）十二兩，全勞力加半斤。每年配植物油三斤（須種油菜的）。布十二尺，不夠穿。豬肉與鹽，只要有錢儘量買。糖只許買一角錢的。」

　　通過視察，他獲得了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取得了發言權。當時湖南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中，提出了「多餘多購，少餘少購，不餘不購」的口號，他認為這一口號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正確的辦法應當是「依率統購，依法減免」，「增產不增稅」。

　　林伯渠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後來，在湖南省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他還對湖南的工作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他說：「今年湖南曾有過水災。秋後三個月來，沒有下雨，又造成旱災。這不僅影響冬種冬收，並且影響明春的農業生產。人民要求我們重視這一嚴重情況。我們應當一刻也不放鬆地抓緊救災工作的領導，在貫徹生產自救的方針下，依靠群眾組織起來，及時幫助災民解決困難，特別是幫助解決開展副業生產和準備明春耕種的困難，並且作好必要的救濟工作。」在談到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時，他還正確地指出：「既要保證工農業生產不斷增長，又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漸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些只顧增產不顧人民生活改善的作法是不對的。人民群眾中的過高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群眾作公開地反復地解釋，使人民清楚瞭解。」①

　　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由於要求過急，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強迫命令，違反自願互利原則的現象，有些政策措施規定過死，妨礙了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也影響了合作社的經營管理，針對這一現象，林伯渠在湖南人大一屆四次會上指出：「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要貫徹開展多種經營、全面發展農、副業生產的方針，採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切實有效的辦法，增加農民的收入。凡是不適於合作社搞的副業，就允許農民自己來搞；凡是不利於互利政策的措施和在分配方面不利於農民的作法，要適當地加以糾正；同時整頓組織，加強領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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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伯渠：《在湖南省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未刊稿），1956年12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旬，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就通過了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林伯渠未能參加這次全會，當時他住院做前列腺手術，手術後引起呃逆，嘔吐不止，五十多天內程度不同地不能睡眠，體力消耗很大，體重減輕了十多斤。但他從先後來探視他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和彭德懷等同志那裡得知全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時，非常高興。病癒後就積極地參與了八大的籌備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黨的八大在北京隆重開幕。黨的八大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黨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根據這一情況，林伯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發言中，著重闡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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