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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繼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推動全國的政權建設,林伯渠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還進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總結的中國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兩條經驗:『(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這是中國人民達到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也是中國人民鞏固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號召人們學習和運用這兩條經驗,分清敵友,團結朋友,戰勝敵人,繼續鞏固我們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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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繼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廣東政報》第1期第5期,1950年10月15日。

  林伯渠根據他多年從政的經驗,和毛澤東關於「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號召,他在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期間,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很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原國民黨的一些起義將領,擔任了中央各部門或地方政權機關的領導工作,他們許多人都把林伯渠視作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能夠信賴的朋友。有什麼事都願意找他談談,而林伯渠對他們也總是十分尊重,積極支持他們工作,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難,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對他們應注意的一些問題,誠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陳明仁原是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率部起義,對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陳明仁被任命為湖南臨時省政府主席、湖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頭緒,不知從何下手,寫信將這一情況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給他回信,寫道:「湖南素稱富饒,人民覺悟程度亦高,際茲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復生產、征糧支前等當急要政,自應端賴領導進行。而為要提高幹部,俾能貫徹政策於不同情況的各地具體工作中,必須組織幹部學習。為此,至希得閒給幹部多多解釋共同綱領,使之領會綱領的精神與實質,作為執行政策的思想依據。如此,則工作的推進,自然蒸蒸日上也。」程潛當時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湖南,未能參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會後不久,林伯渠即親自寫信給他,告知這次會議所通過的各項決定,同時,對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說:「湖南全境解放後,建立革命秩序以安定社會,籌糧支前以協助解放西南,這兩大任務的完成。耑賴主持。湘西遊離散匪較多,素系難治之區,近來情形如何?」信中還提到,希望程潛能在「春和佳日,即行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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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致陳明仁,1949年11月11日。
  林伯渠致程潛信,1949年12月14日。

  林伯渠對那些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過貢獻的民主人士,總是設法給予適當的安置和關照。貴州畢節周素園,民國初年曾任過眾議院的秘書長,是位知名人士,贊同中共的抗日主張。紅二、六軍團長征途經畢節時,經任弼時、賀龍等研究,曾請他擔任黔滇川邊的民軍司令,他隨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回到家鄉從事統戰工作,還給八路軍買過大批的雲南白藥。貴州解放後,當地政府不瞭解他的情況,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他寫信給林伯渠「請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將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請他「轉告貴州黨的統戰部須予照顧為要!」這類的事還有很多,例如他曾給邵式平寫信,推薦黃介民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和省政協委員;請徐冰商同李維漢,設法安置湖南邵陽李劍農的工作;給王首道、袁任遠寫信,證明於若愚之子於忠迪確系中共黨員,于一九二八年犧牲,請他們轉告地方政府,按優待烈屬的辦法,對其家中酌予適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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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致徐冰信,1950年3月8月。

  對於愛國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難和家庭方面的一些問題,林伯渠按照党和國家的政策,都是儘量設法幫助解決。章士釗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和談代表,和談失敗,他同張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國成立後,他提出將在香港的家屬接來北京,並望政府能幫助他解決趙堂子胡同的房子問題。林伯渠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並告知章士釗,大函已轉周總理閱過,「先生住港眷屬北來首都事,已由港方負責人員照辦,並囑其幫助旅途事務,趙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總理令申伯純同志前往接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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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致章行嚴信,1949年11月5日。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一九四九年底在給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糧超過租穀甚多,老父臥病故鄉,來信要他設法接濟。林伯渠十分重視這一情況,將翦伯贊的來信轉給當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請他查明情況處理。同時,寫信告知翦伯贊:「關於你的家中征糧超過租穀收入一事,我已將來信轉給黃克誠同志,請他查明情形,酌予適當處理。」林伯渠在回信中,還給翦伯贊做工作,說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據當地實況所應貫徹執行的政策,則以幫助政府對家中很委婉的解釋政策為妥。」

  除了對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給予關照以外,林伯渠對於他們的思想和政治進步也十分關心。就在上述給翦伯贊的回信中,林伯渠還對他的歷史研究工作給予鼓勵,並提出誠摯的希望。信中寫道:「能于功課之余,集中精力於中國歷史之科學地研究工作,這是極有意義的,望努力!不過關於寫作,部門不宜太多,而應首先著重于當前中國廣大青年學生所需要的正確的歷史知識,或歷史學界所迫待解決的問題,這樣就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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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伯渠致翦伯贊信,194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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