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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李維漢把李鼎銘等黨外人士的意見和批評,向林伯渠作了彙報。林伯渠認為,他們的意見還是集中在有職有權這個問題上,於是立即召開黨組會議,研究改善關係的辦法。大家認為,黨外民主人士在抗日問題上和我們黨是一致的,這是合作共事的基礎。但是,由於他們代表著各自階級的利益,因此在執行政務中,難免會發生某些原則性的爭議。林伯渠指出:遇到這種爭論發生時,務期要互相開誠佈公,平心靜氣的商討,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輕易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形式。這是因為黨外人士、特別是中間人士,不習慣於在會議上討論問題,尤其不習慣於在會議上爭論問題。這雖然是他們的弱點,但我們還不能不顧及他們這種習慣,重大問題要預先和他們交換意見,經過個別協商,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然後再提到會議上作決定。要儘量避免在會議上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那樣不但不易解決分歧,往往還會造成僵局,不利於問題的解決,也就不利於團結民主人士一道工作。黨組經過認真的討論,商定了四條改進措施:(1)各廳、處、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參議會正副議長彙報工作,秘書長參加;(2)每次政務會議前,提交會議的議題,除交黨組研究外,還需向李鼎銘副主席彙報,取得同意後再提交會議討論,如有意見便緩期開會;(3)某些要由李鼎銘副主席簽署下達的文件,必須由主管負責人事先說明內容,征得同意,然後再辦理劃行手續;(4)平時多接近,多談心,多交換意見。

  林伯渠首先帶頭執行黨組關於改善同黨外人士關係的決定。他經常親自去找李鼎銘交換意見,商量工作。這樣做的結果,李鼎銘很高興,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再不講「你們黨上」如何,而變成「我們政府」怎樣了。有一次,財政廳長南漢宸彙報邊幣發行數量時,李鼎銘馬上以主人翁的態度關照說:「這要絕對保密,不要讓其他的人知道。」

  由於林伯渠的真誠努力,李鼎銘等黨外人士在陝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政權中,和共產黨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正準備分兵九路「閃擊」延安時,一些無恥之徒印發所謂「告邊區父老書」,製造謠言,挑撥離間,謊稱「副主席也被撤職」。李鼎銘看後非常氣憤,當即在報上發表《駁斥關於我被「撤職」的謠言》。指出:「你們的謠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來,那麼即使你們不願意拿眼睛對著事實,我也必須拿事實對著你們的眼睛!」「我還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陝甘寧邊區二百萬人民的重托而正在興奮的繼續工作著。我並未被任何方面撤職。」「如果你們認為我抗日有罪,實行民主有罪,認為我犯了你們的什麼法,你們要來撤我的職,那就讓你們『撤』好了!但這不過是你們的一種願望而已,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

  「我身為黨外人士,與共產黨合作兩年,並沒有感覺到共產黨的任何歧視與排斥,我親眼看到全邊區參加三三制政權的黨外人士,同樣沒有一個人感受到共產黨的歧視與排斥。共產黨對於民選來的黨外人士是開誠相見,崇尚友誼,表現了最高的信任與尊重。」後來,中外記者團來延安考察時,一位英國記者提出要同李鼎銘單獨談話,我們滿足了他的要求。記者問李鼎銘:「你是不是有職有權?」李鼎銘爽朗地笑著回答說:「我是有職又有權。」事後,這位英國記者多次說:「李鼎銘副主席真正有職有權,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面笑心也笑了。」其他黨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與回答了記者的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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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報》,1943年9月9日。
  《李維漢同志的回憶》。

  林伯渠在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們,又堅持了黨的原則立場。有一次,在政務會議上討論獎勵投資條例,其中有一條說:「投資開墾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權屬于投資者」。李鼎銘主張把「土地使用權」改為「土地所有權」,並且說:「如果不這樣,人家就不來投資。」賀連城主張「有限制的承認所有權」。他們的主張,明顯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權屬于投資者,必然會出現新的土地過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林伯渠知道這件事後,和李維漢、劉景範一起商量,認為原則一定要堅持,但方法可以靈活,建議暫時取消這一條,留待以後繼續研究。經過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銘也同意這個辦法,就暫時取消了這一條款。當時邊區政府有一種制度,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動員大家檢查一次工作,採取個別談心或開小型座談會的方式,互相聽取意見,開展善意的相互批評,共同總結經驗教訓。李鼎銘、霍子樂、賀連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許多建議和意見,大部分都是正確的,邊區政府就採用了,並照他們說的辦。但也有不正確的,有些是屬￿誤會的意見,就向他們做耐心的說服和解釋工作,做到互諒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顯錯誤的,就誠懇地指出他們不對。民主人士對這種真正能夠以誠相待,很滿意。林伯渠對這種生氣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興。他經常鼓勵大家說:「大家的事,要大家負責才能辦好。無論對什麼事,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也應該說。發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現象,常常還是正確決定問題的先導。希望大家把這種好作風堅持下去,發揚光大。」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彙報了邊區政府檢查工作的情況,毛澤東也贊成這種方法說:「議論和批評對我們總是有幫助的。不符合事實的,可以借鑒。凡是對的意見,我們都要研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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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李維漢同志的回憶》。

  林伯渠還很注意照顧民主人士的生活。黨外人士,尤其是中間人士,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同,長期來養成了不同的生活習慣。李鼎銘到邊區政府後,最初住在山溝的一孔土窯洞裡,進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辦公廳在他住的那排窯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窯洞,請李鼎銘搬進去住,他非常高興。李鼎銘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與政治沒有關係,共產黨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對其他在職的黨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盡可能的給予關照,他們都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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