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70)_學達書庫

七〇

　　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在新落成的參議會大禮堂隆重舉行。新選出的蒙、回、藏、漢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參議員和十六名候補參議員，濟濟一堂，共商邊區大事。林伯渠在開幕詞中向大會提出了四點希望：第一，希望各參議員，儘量反映各個角落的人民的意見、要求與呼聲；第二，希望參議員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點；第三，希望這次參議會給政府指出今後的大政方針，指出應該做些什麼，怎樣做，以做政府今後工作的依據；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員，要忠誠的為人民謀福利，以加強政府的力量，來適應目前新的形勢①。毛澤東出席了這次大會併發表演說，他批評了某些共產黨員在執行政策中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強調要以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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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報》，1941年11月19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熱烈的掌聲中，向大會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回顧了陝甘寧邊區三年來的工作概況，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擊和轟炸邊區。國民黨頑固派緊密配合，發動反共高潮。我們就是憑藉著邊區各階層人民的緊密團結，才支持了幾年來的艱苦奮鬥，保衛了邊區，進行了各種建設，獲得了極大的成績。他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檢查了存在的問題，並從邊區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和處在戰爭環境這個具體特點出發，指明了邊區政府當前的中心工作與方針。

　　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是邊區民主建政的空前盛會。參議員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對林伯渠的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嚴肅認真的討論。大會接受並通過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綱領》，作為邊區政府一切工作的準則，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高崗為參議會議長，謝覺哉、安文欽為副議長，以及九名常駐參議員。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連任邊區政府主席。陝北民主人士李鼎銘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漢宸、肖勁光、賀連城、劉景范、馬明方、柳湜、霍子樂、那素滴勒蓋、畢光鬥、肖蓧梅、高步范、楊正甲、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當選為邊區政府委員，連同邊區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產黨員佔有七人，超過了三三制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通過，以非党人士白文渙遞補。

　　一九四二年，根據林伯渠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隴東分區和延屬分區各縣，對政府委員會和各部門中，共產黨員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況，也採用召開參議會的辦法進行改選，或用共產黨員退出增聘非党人士的辦法，進行了調整。從而使全邊區縣級以上的政權，都落實了三三制的政策。

　　在政權建設中，林伯渠既堅決貫徹三三制政策，又考慮邊區內部階級關係的實際，把縣以上政權與鄉政權作了適當區別。他說：「三三制形式，主要在縣以上政權表現出來，中間分子在縣級政權機關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點的位置，對於爭取邊區和全國的中間勢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區，中間分子的數量並不太多；在土地未經分配的新區，地主階級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的比重還相當大，所以在鄉政權人員分配上，鄉參議會和鄉政府委員會中，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卻應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鄉長中，共產黨員可以占大多數。「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紳地主把持鄉村政權」①。

　　在建設三三制政權的過程中，林伯渠還論述了「政體」問題。他主張邊區的政權構成應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統一於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說：「政體問題就是民主集中制問題，就是政權組織多元化還是一元化的問題。」他認為參議會和政府都應是人民的權力機關。參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而在參議會閉會期間，由參議會選出並對參議會負責的政府委員會，就是該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②。關於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會的工作職能，林伯渠認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見或提出某些建議；另一方面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通過政府提出的重要決議和法令。在參議會和政府委員會，都要保證党的領導，對涉及路線、方針和政策性的重大問題，應先在黨內進行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再提交參議會或政府委員會討論通過。政權工作範圍內的具體問題，都在參議會或政府委員會上討論，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進行貫徹。這樣，可使領導與群眾的意見結合，黨內黨外的政見更好的溝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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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參見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邊區高幹會上的報告。
　　③參見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邊區高幹會上的報告。

　　建立三三制政權不易，鞏固三三制政權更不易。因為，在一部分黨員中存在著「主人總是我，他們總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來「槍桿子在共產黨手裡，基本群眾在共產黨一邊」，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觀望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林伯渠把能否團結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共事，使黨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職有權，視為鞏固三三制政權的關鍵。在這方面，林伯渠堪稱團結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範。

　　起初，一部分黨員在和李鼎銘等民主人士相處中，表面上「敬賓以禮相待，骨子裡還是討厭的心情多」，而李鼎銘等民主人士，對是否有職有權，則拭目以待，當感覺到有人把他們當「花瓶」擺設時，就產生了消極和不滿情緒。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銘在邊區政府政務會上，總是很少發言。他不說話，其他黨外人士也就默不作聲。林伯渠雖每次都要主動問：「李老，您還有什麼意見？」他總是說：「俺沒意見」。但到批發行文時，他又不肯劃行，反映出他口稱的「沒意見」，實際上是「有意見」。林伯渠覺察到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就把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等人找來商量。林伯渠說：「三三制政策能否貫徹，三三制政權能否鞏固，主導方面還在我們共產黨員」。他讓李維漢先找李鼎銘和其他黨外人士談談，瞭解一下他們的思想情況，聽聽他們的意見。李維漢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銘進行了一次開誠佈公的談話。李鼎銘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說：「我本來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參議會上的演說感召下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但任職後，政府開會時，只臨時給我一個條子，什麼都不跟我談，我怎麼發表意見？政府要下達命令、指示，有的內容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怎麼好劃行呢？現在同級把我當客人，下級把我當擺設。啥事都是你們黨上決定了，我這個副主席也不想當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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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維漢同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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