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時，林伯渠特意交給董三枚江西中央蘇區鑄造的刻有鐮刀斧頭的銀幣和一套紙幣，請他轉交給宋慶齡，以資紀念。

　　在董健吾、張子華抵達瓦窯堡前後，中共與楊虎城、張學良的統戰工作也有了進展。為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討論與南京當局和國民黨軍隊談判的問題，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樓附近召開了擴大會議。林伯渠從陝北趕來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完全擁護共產國際的決議，贊同張聞天、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與軍事戰略方針和外交（指與國民黨談判）問題的報告，並講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第一，為了儘快打開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完全贊同「以發展求鞏固」的觀點，擁護中央在給董健吾電報中提出的「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的口號，以便儘快實現紅軍直接對日作戰。他說：「現在應用發展求鞏固」，「東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澤東）所定，應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點去」，「到河北更可擴紅」，擴大我們的影響，以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他還詳細列舉了中央紅軍到陝北後的收支情況，提出即使從籌款的角度來看，也「非向東不可」。

　　第二，他在會上還提出，為了領導抗日戰爭，應儘快地把我們的力量搞得大些，「擴紅應為十萬」，批評李德反對紅軍東征，害怕紅軍東征會「挑起日蘇戰爭」的錯誤觀點。他說：「李德提議，不能贊同。他不動，不擴大……對敵我力量估計不對，恐怕紅軍行動替蘇聯惹禍」是完全錯誤的。他還說，我們現在「已是主體」，根據民族革命戰爭的發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擴大的準備」。為此，他積極贊同毛澤東關於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到北方來」的觀點。說「一、二年前各處去發展，現在已漸入合綜之時」。紅軍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動「則更可合拍」，增加我們的威望，便於打開同各方面的聯繫。

　　第三，為了適應即將開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這次會上還特別提出培養幹部的問題。他說：「形勢甚好，幹部非常要緊，經過鍛煉者已不少，但還應及早多為培養。方法，除加強原有幹部的培養，加強政治工作以外，還要在工會中及其他革命群眾中找些人來。紅校應成為二千人的組織，還有各系統的教育工作。」為了改進和加強幹部工作，他還提出對過去在幹部工作中「有些不應有之事」應該加以解決，恢復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幹部要「知人善任」，對「工農幹部，如張國燾那樣胡亂的捧是不對的」。對他們也要進行「理論的培養，工作的檢查，不要亂戴高帽子」。

　　林伯渠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重視。彭德懷、楊尚昆在發言中，就曾明確表示贊同林伯渠關於擴紅和幹部工作的意見，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也說：「擴紅，同意伯渠精神。」這次擴大會議，關於與國民黨談判問題，批准了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在給董健吾電報中提出的五項條件，並明確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敵人，國民黨內正在分化，蔣介石、張學良都在動搖中，中央提出的五項談判條件，不僅是對南京的也是與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條件和內容。會議還確定，與國民黨軍隊的談判集中於軍委，與國民黨的談判集中于黨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從這次會議開始，中共中央實際上就已經正式確定了與蔣介石直接進行聯絡與談判的方針。

　　三月擴大會議後，與董健吾同到陝北的張子華，同馮雪峰一起去上海與國民黨進行聯絡。不久，中共北方黨組織還指派周小舟和呂振羽，攜帶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信件，到南京同國民黨指定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五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從另一條線也開始了同南京國民黨進行接觸。在這期間，林伯渠也給南京覃振等國民黨內的老朋友寫信，以促成國共兩黨的談判。這樣，六、八兩月便又有了南京的「兩次來件」，和八、九兩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次擴大會議，再次討論「對南京的方針」問題。在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過程中，中共中央還先後發出了《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央關於遇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對許多政策作了重大調整。

　　林伯渠出席了八、九兩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完全贊同中央關於「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的力量」，「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計，同意中央「重提國共合作」，將「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並準備改變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的形式及黨的土地政策，以便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個階層共同抗日。為了使全黨和幹部瞭解這一新的形勢，適應這一新的變化，他還向黨中央建議設立經濟、國防、抗戰、外交等各種專門委員會，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作出有計劃的有次序的解釋；提出應進一步改進黨的組織工作與幹部工作，指名批評了過去有的同志在這方面的缺點和錯誤，並說「我們是中國黨，同時是國際党，我們應創造很多的經驗，（使之）成為國際的經驗。」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間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特別是《致中國國民黨書》影響很大，何香凝、張學良、楊虎城等及天津《益世報》記者看後，都深為感動。此後，因全國民眾包括國民黨內部的反對內戰、要求一致對日的呼聲與日俱增，蔣介石雖仍力求與日本妥協，想通過軍事壓力逼中共就範，但難以再繼續其「剿共」的政策。後來的西安事變，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面發生的。

　　在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林伯渠完全擁護中共中央爭取和平解決的方針。事變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提出：「這一事變，一方面應避免敵人造謠，使我們的朋友相信。同時，我們也不應袖手旁觀。我們應多做些事，特別對群眾組織上，更要多做些。對群眾聯繫，我們應負責任。我們應多動員些幹部到西安去……對西安報紙，應積極幫助，爭取公開宣傳。」後來，周恩來、博古到西安，使這一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說：「堅決的擁護和平，停止內戰，我們一貫的方針是對的。現在事件趨向結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現在我們應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兩廣事件，我們忠誠抗日，蔣介石也曉得的……現在的解決，雖然有些縮小，但精神還是存在的。」在這次會上他還提出，此事應在紅軍中「好好的解釋」，說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還是要時時準備著，對張、楊的部隊也要同他們商量做兩方面的準備」，不論發生什麼情況，「要幫助張、楊有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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