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59)_學達書庫

五九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了中國時局轉換的樞紐，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提出只要國民黨接受中共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日等項要求，中共則將改變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的狀態，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執行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將工農政府改為特區政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隨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原則，表示要和平統一，擴大民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由內戰轉向抗日。與此同時，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對紅軍的軍事活動。這樣，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上就初步形成了。作為曾經是老同盟會會員、老國民黨黨員並且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組織者之一的林伯渠，對於這一重大變化感到由衷的喜悅。他回顧過去，瞻望未來，浮想連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比較系統地講了對當時形勢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看法。他說：

　　（1）對於（國民黨）三中全會特點，我覺得有兩個須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實現，基本上結束了國民黨十年錯誤政策；第二，國內戰爭的形式，現在不是成敗的公式。在這過渡時期，我們要加緊工作。和平是實現了，但實現民主的任務更重要。
　　（2）國共合作的問題。現在的合作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覺得黨內合作是不可能的，將來的形式是黨外合作。對於群眾工作的方式，我們要更加活潑的運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讀「遺囑」（按：指孫中山遺囑），（宣傳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可以做的。

　　（3）領導權問題。這就是怎樣來教育群眾又組織群眾的問題。所謂領導權是實際的領導權，在這裡最重要的是軍隊工作。在軍隊中要發展黨的組織。大革命時期的中央，批評與抑制這一工作，對農民、工人運動同樣採取制止的行動，這是不對的。我們以後應在實際工作中取得領導權，在實現民主上應做許多工作，要在各方面進行工作，不是口頭上爭取領導權。（4）因為要完成上述任務，必須發展與加強黨的組織。第一，幹部問題，派出去的同志，必須是能獨立（工作）的幹部，他的路線要和黨一樣。第二，在蘇區黨的工作、小組會、支部會等要加強起來，有些支部很久不開會，部長不參加支部生活是不對的。第三，發展黨組織要多吸收產業無產階級，對黨員成分的調劑要特別注意。第四，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要使黨員懂得現在所採取的政策的道理，要懂得我們為什麼要退讓的大道理，在活動分子會、小組會上要很詳細地討論。這次大會的決議，要清楚地深入地傳達。第五，對黨外作解釋應有宣言，關於左派問題應有說明，應該廣泛地傳達。第六，為得要實現這些事，我們應辦日報，在西安辦一個報，至少要辦三日刊。還有些小事情，要注意節省，不要同化於白區；要儘量擴大民主，會說話的同志要緩說。

　　林伯渠的這些意見，引起了與會者的重視，有些意見，如重提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加強党的組織建設與重新教育幹部等問題，還被隨後黨中央發佈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這些意見，即使是所謂「小事情」，如「不要同化於白區」等，也都是有著重大意義的。

　　為最終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來、博古前往上海、廬山，與國民黨中央直接進行談判。六月間，中共中央即決定周恩來再次見蔣介石時增加博古與林伯渠，「以便討論綱領，與蔣切實商談國防計劃及修改和召開國防會議問題」①。七月初，他們抵滬後，日本帝國主義已發動蘆溝橋事變，蔣介石上了廬山。他們經過與蔣鼎文、宋子文交涉，於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廬山，並於當日開始同蔣介石、張沖、邵力子進行談判，將《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這時，國民黨正在廬山召開所謂第一期談話會，蔣介石對日的態度有了變化，提出蘆溝橋事件的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②。但他對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決蘆溝橋事件。在這次談話會上，何應欽說，中國武器不如日本，若開戰，七日之內中國必亡；孔祥熙也說，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張群還向蔣介石提出所謂「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③。正因為蔣介石等對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戰信心，他們將中共提出的國共兩黨合作宣言扣住不發，在談判中仍然堅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後直屬行營，在三個師上不准設立總指揮部，師參謀長由南京政府調任，師的經理（即供給）和教育工作須直屬行營，政治部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關政治部的人選。本來，一些大學教授和國民黨地方政府縣長以上的官吏都參加了廬山談話會，蔣介石為限制中共公開活動，卻不准周恩來等出席。由於蔣介石等不肯讓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決定暫停與蔣介石談判。這樣，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便又離開廬山，「來寧滬暫觀時局變化」④。

　　在赴滬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見到了多年失去聯繫的女兒秉衡、秉佑和秉元。九一八事變後，他夫人伍複明回湖南老家時，秉衡為分擔母親的負擔，通過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謀了一個出納的差事，獨自帶領兩個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從堂弟秉德那裡獲知父親已到南京，便帶著兩個妹妹到處去尋找，終於在程潛公館見到了分別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頓時熱淚盈眶，林伯渠也老淚縱橫，說不出話來，緊緊拉著她們。但他們這次會見，沒有說上幾句話，林伯渠便又同程潛匆匆去了火車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見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後，才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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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彭德杯、任弼時、葉劍英電，1937年6月25日。
　　②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16頁。
　　③《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新潮書店1951年版，第172頁。
　　④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澤東電，193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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