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46)_學達書庫

四六

　　他也和其他置身異國的同志一樣，惦記著遠隔千山萬水的妻子，關懷兒女們的成長，在工作之暇的言談中，多次地提到這方面的問題。他曾準備把妻兒接去海參崴，但由於妻子辦理護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東鐵路事件尚未了結，「九·一八」事變又已發生，中蘇海運不通，願望未能實現。伍複明在上海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自己帶著兩個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鄉下，二女兒帶著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謀了個小職員，姐妹倆相依為命。

　　林伯渠思念著他們，但為了革命，他壓抑著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和學習著。在學習上，他除了堅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外，還繼續學習俄語。為了滿足他如饑似渴的學習要求，黨校還從遠東國立大學中文系物色了一名學生，來單獨給他上課。這一學習，他一直堅持到離校時為止。

　　林伯渠在海參崴中國蘇維埃黨校工作期間，國內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工農紅軍連續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中央蘇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和紅軍都有了很大發展。林伯渠得知這一情況，便急於回國參加鬥爭。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養病的機會，專程到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請求派他回國。批准後，他迅速返回海參崴，交代好工作，即離開蘇聯。

　　當時，中國留蘇學生回國有三條途徑：一條是經過歐洲、蘇伊士運河、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這條路很安全；第二條是越過東北中蘇兩國邊界，由於中國邊防管理不太嚴，我們的同志可以在夜間潛入國內，這條路也算比較安全；第三條是從海參崴直接到上海，這比較危險，因為是坐蘇聯船，而且是從蘇聯來到上海。林泊渠「明知非常危險」①，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為了爭取時間，毅然「從海參崴搭艦回滬」②。他「除準備被捕時的口供外，心裡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於度外」③。

　　--------
　　①②③《林伯渠自傳》。

　　他是扮成水手模樣，乘三北公司的輪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後，忽然有幾個人走來圍住他，一個說他是從蘇俄來的，一個抱住了他的腰。他有點吃驚，以為被發覺了。幸好，這些人並非特務，只不過是一群訛詐勒索的流氓。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與糾纏，盡其所有給了那夥流氓，換了個安全脫身。

　　林伯渠到上海後，住在西摩路黨中央一個招待所的亭子間裡。這時，臨時中央已遷往中央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組織部長楊天生（黃玠然），把決定他去中央蘇區的意見告訴了他，要他不要隨便出去，就在招待所裡等船票，做好起程的準備。後來，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劉作撫送來了船票，並護送他上船。他取道廣東汕頭，再經過大埔、茶陽和福建永定到了蘇區的邊境。在進入蘇區時，由於敵人封鎖很嚴，曾被搜山的敵人打傷了手，但他沒有猶豫、畏縮，仍日夜兼程，闖過道道關卡，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抵達了渴望已久的中央蘇區。

　　〖為革命理財〗

　　林伯渠輾轉來到中央蘇區以後，首先肩負了國民經濟部部長的重任。當時，敵人的第四次軍事「圍剿」雖已被粉碎，但仍對蘇區進行著殘酷的經濟封鎖，加上黨內的「左」傾錯誤，蘇區的財政經濟工作面臨嚴重困難。

　　這時，毛澤東已被「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調去專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正式設立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並發佈訓令指出：「拿經濟建設上的勝利，去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激發群眾更高的革命熱忱，同時保障紅軍的需要以配合整個的戰爭動員，這對於勝利的戰爭是有決定意義的」①。隨後。人民委員會任命林伯渠為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為副部長。

　　--------
　　①《人民委員會訓令》第10號，《紅色中華》，1933年5月8日。

　　林伯渠到職後，在千頭萬緒的經濟工作中，首先抓了糧食問題。因為中央蘇區上年遭受自然災害，糧食歉收，邊沿地區的糧食不斷遭受敵人搶劫和燒毀，紅軍（已發展到十萬人）和根據地群眾都迫切需要大量糧食。

　　他認為，在粉碎敵人進攻的多種準備工作中，「糧食一項，尤為重要，不獨關係紅軍的給養，且直接影響工農勞苦群眾的日常生活」①。他除了關心、促進農業生產和糾正過去忽視糧食工作的錯誤觀點以外，國民經濟部成立後不久，他就發佈了第一號訓令。一方面要求糧食調劑局從糧食較富裕的地區多採購一些穀物，另一方面，要求各縣國民經濟部召開區、鄉代表會議，吸收貧農團、工會和婦女會的代表參加，展開討論，以便採取說服、鼓勵、競賽等方式，發動群眾在最近兩個多月內，每人設法節省一鬥穀子賣給蘇維埃政府，支援革命戰爭。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糧食的工作迅速開展起來。

　　--------
　　①《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訓令》第1號，《紅色中華》，1933年5月20日。

　　在安排好解決青黃不接的糧荒工作以後，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轉移到夏收以後的糧食工作上。當時，田野裡碧綠的稻浪，隨著熏風的吹拂，很快就要變成金黃的穗浪了，兩個月之後，新穀即將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認為蘇區的糧食本來還是比較豐富的，但若沒有全盤的、周密的計劃，那就容易造成糧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萬太、贛縣、永豐、公略等縣，秋收後穀物跌至六、七角錢一擔，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奸商、地主乘機操縱，將大批穀物偷運出境，或者大量囤積，待價而沽。有鑑於此，他於五月二十七日，發佈了國民經濟部第二號訓令①，將此情況告訴人民群眾，並且指出，為了充實紅軍供給，保障後方民食，我們必須開展儲糧運動。

　　--------
　　①《紅色中華》，1933年6月4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