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45)_學達書庫

四五

　　一九三〇年春，林伯渠按照學校的安排，參加了集體參觀活動。他到莫斯科市區工廠和郊區農場，參加工人、農民的會議，傾聽他們對蘇聯經濟政策的熱烈討論，瞭解基層產業單位的經營實情。他還到較遠的列格勒等地去旅行，參觀夏宮、冬宮，巡視工廠和船塢，並把見聞和感受寫在日記裡。這一參觀活動，進行了三個月。在總結參觀收穫時，他滔滔不絕，深感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更加生動地瞭解了俄國的歷史和現實。

　　林伯渠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收穫是多方面的，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增強了黨性。一九二九年秋，蘇聯共產黨開展了清黨活動。共產主義大學也進行了清黨，開展了激烈的鬥爭。林伯渠後來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時說：「我在蘇聯那幾年，正是聯共黨清黨的時期，這對於鍛煉我的黨的意識與健全黨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幫助。因為無可否認地在國內時這方面注意得實在不夠。」「一年多的學校生活，對於我的訓練，如果說是理論方面的，還不如說是關於怎樣把握黨性恰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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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自傳》（原稿）。

　　一九三〇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參崴工作。當時，在海參崴地區約有十萬名中國人。蘇聯根據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在中國青年工人中加強培養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幹部。為此，蘇聯遠東邊疆黨委將原海參崴俄國黨校的中國部單獨建校，命名為蘇聯遠東邊疆中國蘇維埃黨校。黨校需要大批中國教師，林伯渠和吳玉章等先後被派去工作。關於林伯渠在黨校的工作情況，當時的教務主任兼列寧主義教員陳大剛（即張錫疇），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寫的《回憶林伯渠同志》①一文中，作了翔實的介紹、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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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接受訪問後寫的，系未刊稿。

　　（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擔，既教書又教人，誨人不倦。他教的主要是中國語文。鑒於學生語文水平參差不齊，他分幾個進度進行教學，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反復地不厭其煩地結合著課文的政治內容去講解，直到學生完全瞭解為止。他還抽空到班裡去進行輔導。有時學生也直接到宿舍去找他質疑。他教學很受學生歡迎，學生的成績也比較好。……

　　組織中國問題研究室，宣傳中國革命。當時，當地

　　許多蘇聯黨政幹部對中國革命問題很感興趣，但對中國的情況卻知之不多。這種情況，在黨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中也同樣存在。為了加強對中國問題的瞭解和研究，在吳玉章、林伯渠、楊松等人的倡議和參加下，學校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室。在那裡集中了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有關研究中國問題的圖書和資料，還向國內訂購了中文報刊，繪製了有關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地圖和圖表，定期舉行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會、座談會等等。林伯渠、吳玉章、楊松等，便是我們經常的主講人。這些活動加強了人們研究中國問題的興趣，逐漸使中國問題研究室成為學校傳播中國革命信息、宣傳中國革命的陣地。

　　協助黨委書記工作。蘇聯辦這種類型的中國學校，既缺乏經驗，又有語言障礙，困難較多。按蘇聯的體制，學校的黨、政是分開的。行政負責人不兼黨委書記，但必須是黨委成員。黨校當時的黨委書記，通常是從學生的骨幹中挑選的。為了加強黨委的工作，我們常固定一位教師協助黨委書記。有段時間，林伯渠就擔任了這一工作。他責任心強，黨性強，堅持原則，常同脫離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傾向的人和事作鬥爭。他除協助黨委書記安排日常工作外，還給黨員講黨課，找同志談心，並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向師生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教育。……

　　他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如去中國工人五一俱樂部、中國戲院參加某些大型的中國工人集會和娛樂活動。他還利用一切機會向有關的同志瞭解在中國工人中開展政治工作和掃盲工作的情況。當他瞭解到用漢字進行掃盲的困難時，深感掃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國文字的必要性。恰巧這時，蘇聯負責少數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員會，也決定在中國工人中試用拉丁化漢字進行掃盲。於是林伯渠和吳玉章便和一些蘇聯語言專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①作基礎，制定了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並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兩次召開新文字代表大會，對方案加以改進。之後，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報紙和書籍；在中國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掃盲；對每個中國幹部進行拉丁化中文考試。這些措施，對在中國工人中的掃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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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是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創者，主張中國的文字改革必須是革命，著有《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國文草案》。

　　林伯渠在黨校時與吳玉章同住一間房。他們議論時局，研討問題，互相切磋，彼此照顧，瞭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吳玉章在編寫一本中文教科書中的某些提法，向遠東邊區黨委告狀，說他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在遠東邊區黨委要黨組織討論給予他處分時，有的主張給予勸告，有的主張給予警告。林伯渠卻挺身而出，主持正義。他在發言中說，黨組織處分同志的目的，是幫助黨員改正錯誤，吳玉章已經自覺地改正，就不必給予處分了，只需作一個決議，嘉勉他改正錯誤就行了。結果，會議通過了他的提議，並嘉許吳玉章是黨員的模範。

　　林伯渠在海參崴時，蘇聯的生活水平還不高，黨校還沒有自己的食堂，林伯渠和許多人一樣，都是到普通的中國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時，才到中國餐館去吃一頓便飯，算是改善一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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