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林伯渠在報告中還以不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必須迅速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闡明了他對這一問題的原則立場。他說：

　　土地成為問題，不是今日始，其在歷史上，久已為多數學者所重視。如自漢以還，荀悅、董仲舒、陸贄、蘇恂、黃宗羲之流，或主張均田，或主張恢復井田，或主張限田，意見雖各不同，要皆對於當日封建勢力，所賴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滿則一。

　　土地問題時至今日，遂成為政治之中心問題。非複

　　如昔宿學者之徒，著為文章，建為議論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問題，尤形為政治社會民生諸問題之集中焦點。蓋自鼎革以還，湖南農民幾無日不在帝國主義及其直接間接所雇傭之惡勢力下，保延殘喘。軍閥暴斂橫征，土豪重利苛刻、競相掠奪，層出不窮。一面生產減少，一面負累增加，是農民之困苦日深，則作求解放之心理當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復湖南後，一般農運同志，尚遵照聯會決議，皆在減租減息上宣傳，以為土地問題，或須稍待，殊不知理想洽與事實相反，而土地問題，竟由各地農民熱烈的，自動提出，其比較普通之處置辦法，可分次之五類：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長沙附近之霞凝鎮農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為標準，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標準，被分者甚多。迨縣農民協會派人前往說明，始停止繼續分配。此外，湘潭醴陵縣，亦類有此事發生。

　　（二）曰平均佃權。各縣皆有此項要求發生，例不勝舉。（原編者按：平均佃權系佃農互將租種之田平均耕種，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別）

　　（三）曰清丈田畝。

　　（四）曰插標占田。如在益陽、衡陽、衡山、長沙、湘潭、湘鄉、醴陵等皆有此項舉動。

　　（五）曰分穀。此舉亦各縣多有發生，並有已見諸事實者。

　　以上是農民直接提出之問題，若夫一般間接舉動，有關土地問題者，則隨時發現，殆更仆難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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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祖涵：《湖南的土地問題》，載《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在五月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上，林伯渠在口頭彙報中，還列舉了寶慶農民迫切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例子，說：「農民收了兩千多張田契，都用火燒了。鬧到後來，不但農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願將田拿出來讓大家分」①。林伯渠在彙報時還指出，「湖南的土地問題，是一切困難事件的根本原因」②，如果不解決，不但農民的個人生計無法解決，社會秩序亦將無法維持，財政困難也沒有辦法克服。湖南民眾已鎮壓的四、五十個土豪劣紳，「辦得不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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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速記錄。

　　當時論證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報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論證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勢不可擋的卻不多見。這不僅表明了林伯渠對農民土地問題的鮮明立場，而且生動地記述了湖南農民在推倒紳權之後，自己動手解決土地問題的歷程。

　　如果把林伯渠對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態度，和當時國民黨的一些要人以及鮑羅廷、陳獨秀作一比較，那麼就更顯出它之可貴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後，武漢土地委員會正在討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曾連續開了十幾次會議，國共兩黨的大部分負責人，蘇聯顧問鮑羅廷，還有一些軍隊的將領都參加了討論。林伯渠從長沙回到武漢後，也出席過土地委員會召開的會議。當時對於要不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以及解決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方法解決，曾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土地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毛澤東、鄧演達及出席會議的夏曦、彭澤湘、林伯渠等，都堅決主張應從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另一些人則表示反對。例如，顧孟餘說：「解決土地問題時，農村秩序必將擾亂，耕種停頓，發生饑饉」；「在河南提出解決土地問題時，北伐士兵糧食的供給，恐要斷絕」①。徐謙也說：「這個草案（指毛澤東等提出的《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問題……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燒到敵人，抑或燒到自己？」②唐生智所屬的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則說：「土地沒收後，歸到政府或黨部，必起糾紛，如歸到農民協會，則糾紛更大。」他還說「兵士及官長有許多是有土地的」，若沒收他們的土地，必將「動搖兵士作戰的精神」③。汪精衛雖然沒有象這幾個人說的露骨，表面上似乎還是贊成「耕者有其田」，但實際上他也是反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如說：「必先問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應該根據客觀事實，看是否已到了這個地步；如果不是，則再定其他辦法」④。他還說：「解決土地問題，必定在全國統一以後，全國未統一，只能試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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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土地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4月22日。
　　②土地委員會審查委員會會議記錄，1927年4月23日。
　　③土地委員會審查委員會會議記錄。
　　④土地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記錄。
　　⑤土地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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