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3)_學達書庫

三

　　林伯渠父親林鴻儀是個思想與時俱進較為開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將入道水書院肄業時，曾經慨然歎道：「日本國……歷代以來，雖與中國啟釁，而為害猶淺。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戰爭），塗毒我生靈，割據我土地，重耗我金幣，豈其中政教之果有以勝人耶？抑中國之孱弱實甚耶？」①他對自己的家鄉安福縣，在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後到處是鴉片煙館，感到十分痛心，曾經寫道：「洋煙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鄉前五年並無煙館，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於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運也。」②他自己衣食無虞，但對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卻深感憂慮。就在應聘道水書院山長前夕，曾奉縣命去考察鄰縣石門的雄磺礦和天門書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礦，名為官辦，實為豪強所占，他們唯利是圖，不顧工人死活。礦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勞動所得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書成一絕：

　　是誰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懸。
　　上下千人紛若蟻，生涯大半在黃泉。③

　　--------
　　①②③　林鴻儀：《日記》，1896年農曆3月2日、1月21日、3月11日。

　　林鴻儀這種對待帝國主義、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對林伯渠有很大影響。他誦讀父親抄給他的《磺洞七絕》以後，對礦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書院一年以後，書院的新課改變了過去形同虛設的狀況，逐漸有所好轉，他即以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新課的學習。在新課和報刊所傳播的新知識的影響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漸漸變得清新活潑，嘗試著以新的眼光去接觸自然，觀察社會。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書院東南隅的奎星樓，直至頂層。他舉目四顧，萬象紛呈。東西是原野平鋪，南北有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遠望浮山，雲遮霧掩。加上那鷹飛魚躍，犬吠雞鳴，他感受了萬物的靜態，也領略了萬物的動姿，而且與平時所感受領略的大不一樣。他好象在經歷著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處萬物之中，心超萬物之上，總覺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礙眼的東西在那裡揚塵鼓浪，窒息人們的呼吸。這書院外面，什麼城隍廟、龍王廟、火神廟，還有什麼祠、宮、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裡面供奉的各種偶像，無非是昭告人們要安分守己，勞而無怨，死而無恨。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天主造人物之說，殊太不經，然竟有信之者。」①「風水之說，達者弗道。」②難道我們應該相信神道嗎？

　　第二天，他把這些感觸告訴了年已十八歲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學黃右昌③。二人聽罷，提出了首先搗毀神像的主張，林伯渠歡欣鼓舞，積極贊同。隨後，他們開始結交對掃除迷信頗有見識的學友，還特意把學友中知縣的兒子也聯絡進來。於是，一股搗毀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書院逐漸形成。

　　--------
　　①②　林鴻儀：《日記》，1896年農曆5月7日、1月16日。
　　③黃右昌（1885—1970），咸豐年間澧州進士黃道讓之孫，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揮下，林伯渠和幾十個學友齊心協力，一舉搗毀了城隍廟的神像。縣署聞訊，立即派人赴現場勘察，到書院查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縣的「少爺」也參加了這一行動，並且當眾供認不諱。這使縣署的差人十分尷尬和棘手，後來只得敷衍從事，不了了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與黃右昌在重慶相晤，彼此互贈詩篇，他還記憶猶新地懷念在道水書院時「丱角交遊」、「奎樓聚首」的少年英雄氣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親跟前就讀，並接受了戊戌維新運動的思想影響。林鴻儀在京師就贊同維新運動。他從北京歸來時，戊戌維新運動已經失敗，湖南由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組織的南學會被查禁，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時務學堂提調熊希齡等均被革職。他對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堅信「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縱令處之危險之秋，苟有自強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終於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①他認為樂於教人，善於教人，就一國言，為一種優良之世風；就一家言，為一種優良之家風。為了作育人才，他從北京回到安福後，接受了澧州的聘請，到欽山寺舉辦新式學堂。

　　--------
　　①林鴻儀：《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興論》稿，載1899年《日記》本中，無具體月、日。

　　欽山寺學館於一八九九年春始業，就讀的有澧州、安福、石門、安鄉等縣學生三十余人，林伯渠與林修梅也由道水書院轉到學館。

　　自從維新運動失敗，科舉、讀經、八股文又頗得勢，林鴻儀既鼓勵學生讀新書，求新知，作實用文；同時對以應科舉考試為目的、注全力於讀經作八股文的，也不強求他們改變意志。但他認為科舉複盛，不過是回光反照；學堂興起，卻是勢所必至。因此，他決定讓伯渠為升入高一級的學堂作準備，新舊課兼修並讀。新學以歷史、地理為主，算學次之；古籍有《詩經》、《楚辭》、《易經》、《書經》、《禮記》、《春秋》、《老子》、《莊子》、《韓非子》、《左傳》、《公羊傳》等等，其中有的是繼續肄業，有的是新開課程。父親苦心孤詣、耳提面命地貼心教導，兒子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地勤奮攻讀，幾年時間的學習，使林伯渠在中國史地、古代漢語、詩詞歌賦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並且長期受用，永志不忘。後來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壽》中還懷著感激的心情寫道：「六十年匆匆地越過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兒時聆受庭訓的情景，仿佛還在眼前。」

　　林伯渠在學業上得到了父親的教誨指點，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隨勢前進，擇善而從」和維新派思想的影響。戊戌變法的主要理論依據，出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二書。《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義，發揮「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會了西漢時公羊學派的「三世」、「三統」說，為維新運動製造理論根據。林鴻儀非常欣賞這種理論，在欽山寺學館期間，他就用了六個月時間，以自己的理解和見解，指導伯渠攻讀公羊學說。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