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4)_學達書庫

四

　　公羊學說的所謂「三世」，是說社會的發展按其先後次序，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亂到治，越變越好。所謂「三統」，是說夏、商、周每一個新的朝代的出現，都各自受命於天，自成為一個「統」。西漢公羊學派這種理論，是為了適應剛剛興起的封建統治者的需要而製造出來的，以便證明劉邦雖然出身於亭長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卻是受命於天的一個新的「統」，它同上一個朝代沒有繼承關係，卻完全有存在的權利。儘管康有為、梁啟超把西方的庸俗進化論塞進公羊學說的框架，但在當時條件下，它卻有力地衝擊著頑固勢力，為變法維新提供了根據。

　　林伯渠學習了公羊學說，聯繫當時的現實，在思想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東京聽孔教會講《公羊傳》後，就在日記中寫道：「憶兒時受經，先君子即以此書相督責，計六閱月畢業，頗解其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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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記》，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此書簡稱湖南版），第30頁。

　　〖嚮往富國強兵〗

　　一九〇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剛剛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師範學堂。

　　在戊戌政變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緒皇帝舉起的變法維新旗幟，可是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佔北京這一系列事變後，在清政府處於內外交困、危機深重的時刻，為了擺脫窘境，她卻想把自己打扮成實行「新政」的旗手。一九〇一年一月她與光緒皇帝頒發了「預約變法」的上諭。八月，下令整頓百日維新中創設的京師大學堂，並令各地將原有的書院改成學堂，要求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設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這種變革，主要是廢科舉，立學堂，改變教育的組織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針，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貨色。然而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畢竟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廣設學堂，遍采西學，也有利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

　　在此情況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師範學堂。西路師範是當時湘西的最高學府。創辦之初，它令湘西各縣每縣選送二人入學。十六歲的林伯渠在思想開通的父親的支持下，「經過縣考」進入了西路師範。學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門戶，交通方便，市井繁榮。父親親自送伯渠入學，讓他熟悉環境，帶他走親訪友和遊覽城郊的名勝古跡。林伯渠離開了安福家鄉，第一次來到「大城市」，眼界大為開闊。

　　西路師範開辦時只有百來名學生，第二年發展到一百六十餘人。在這裡，林伯渠先後學習了經書、諸子、歷史、地理、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博物學、化學、物理、日文、英文、體操和音樂等課程，從而使他的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較過去寬廣許多。

　　林伯渠在西路師範期間，更加關心國家大事。他對湖南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風流人物、西路師範的創始人熊希齡，非常敬佩，並且發為吟詠。原來這學堂的主體房屋，曾經是明朝榮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幾經興廢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樣，遺物只留下幾個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對王府到學堂的變化，有感於衷，便信手寫來：

　　此是何處？父老傳言，雲是昔日王府。斷井還浸婢妾淚，遺礎猶呻龍鳳宇。金屋高懸午夜燈，照得輕歌曼舞。為問當年王后宮，今日該由誰作主？鳳凰蒞止鳴高崗，麒麟雲集結新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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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青少年時的同學沈少卿回憶。

　　這裡的「麒麟」是美喻棄科舉而入學堂的新來學友；「鳳凰」當是指熊希齡。熊是湘西鳳凰縣人，曾有「熊鳳凰」之稱。他素來主張變法維新，為了培養學通中外，體用兼賅的新人材，曾於一八九七年冬從北京回湘，在維新志士譚嗣同和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下，籌辦了時務學堂，並任提調，延聘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嚴重地打擊了湖南的頑固守舊派。戊戌政變後他被革職，斂跡回家，改圖在較小範圍內興學，以待再舉。這次創辦西路師範，他聯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軍頭目黃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學堂的實際主持人則是他自己。

　　林伯渠這一吟詠，由學友而至師長，輾轉相傳，終於為熊希齡所知。熊問他為何要這樣寫，他說出了自己認為一個維新運動的鬥士理應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齡一面告誡他：你自以為是含蓄，而人家說你別有用心，你將有口難辯，一面提示他：學堂訂有一些有益於青年的報刊，可在課餘盡力去閱覽，從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發為言論，見諸行動，卻要謹慎小心，不要給我招禍。林伯渠雖然覺得這似乎有些小題大作，卻也是一片真心，特別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啟示。

　　在西路師範期間，林伯渠眼見國勢孱弱，外侮侵淩，他仇恨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強淩弱的帝國主義列強，一心嚮往「富國強兵」，其所以如此，從一個方面看，也是繼續受著他父親愛國思想的影響。一八九七年，林鴻儀對山東膠州的教案中，德帝國主義藉故挾制中國，要督撫李秉衡、知州許頌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挾制」，將李秉衡革職，發往軍台，逼迫知州自盡，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①。他完全贊同義和團的反帝行動。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奮力抗擊八國聯軍時，光緒皇帝曾多次傳諭嘉獎，他工工整整地將嘉獎令全文抄錄在筆記本上，從這裡也可窺知他對義和團的勝利是何等興奮。他這種愛國主義的態度，對林伯渠的政治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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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鴻儀：《日記》，1897年農曆11月8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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