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43)_學達書庫

一四三

　　10月，劉伯承回到北京。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眼不見心也煩」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製造了所謂的「楊、余、傅事件」，誣陷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

　　並羅織罪名，撤銷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將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曉。對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理解。於是，便坐車到葉劍英那裡瞭解事實真相。葉劍英告訴他，由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已經取代了軍委常委會。今後，軍委常委將不會再開會了。聽罷葉劍英的話，他默然不語，低頭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擅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名義，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許多老同志強行疏散到外地。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則到武漢。

　　接到通知的當天，劉伯承向周恩來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如不行，就服從組織決定。10月20日，他處理了文件資料後始去武漢。以後，又由武漢轉赴上海。在上海，他繼續治療視力極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北京高等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後勤學院合併，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校址設在高等軍事學院院內。他得知這個消息後，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冊軍事理論教材與書籍，送給了軍政大學圖書館。「九一三」林彪出逃殞命事件之後，他對前去看望他的軍政大學校長肖克說：「我現在年紀大了，眼睛也不行了。這些教材和書籍留給你們吧。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1972年1月6日，是劉伯承極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誼厚的摯友陳毅，由於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擊迫害，不幸離開了人世。對老戰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這時，他的左眼視力已完全喪失。他讓人攙扶著來到醫院，人未進門，哭聲先傳了進去。他只恨自己雙目失明，不能最後見一見老戰友的遺容。他走近床邊，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顫抖著從老戰友枯瘦的面頰一直撫摸到冰冷的胸部，嘴裡發出痛切的呼喚：「陳老總啊，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喲！」在場的人看著這位八旬元戎肝膽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樣，無不潸然淚下，嗚咽失聲。

　　1971年林彪垮臺後，中共中央撤銷了由林彪死黨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葉劍英指示總參謀部，將劉伯承自1960年以來的講話彙集起來，印發軍委各總部、北京軍區及各有關部門參照執行。

　　1972年2月，葉劍英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強軍隊建設的大政方針。這時，劉伯承給葉劍英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我的身體漸趨不好。但是，從關心黨的事業，關心軍隊建設出發，凡是他們願意問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問題，我都以參謀的身份向他們提出來。當然，我的那些意見，都是些老經驗、老生常談的東西，不一定適合新的情況，而他們基本上是聽了算了，很少給回過話。現在，我是個老弱殘廢的人了，又總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對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也想盡一份力量。但是，力不從心，難能給你們當個參謀了。……為了給會議研究問題提供點資料素材，我請作戰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來說過的一些話（限於精力和時間未加校對），把那些『古董貨』翻出來，作為一孔之見，即送你們一份，供研究參考。」

　　劉伯承交給中共中央軍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對軍事訓練、院校建設、參謀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對海空邊防建設、國防戰備工事構築；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和建議。這些千錘百煉的經驗之談，深謀遠慮的戰略決策，是劉伯承60年軍事生涯的結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後一次奉獻。

　　§第三節帥門家風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劉伯承自奉儉雹廉潔奉公，始終保持著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革命本色。對子女、對親屬，他也嚴格要求，言傳身教，讓他們永遠和人民群眾同甘苦，艱苦奮鬥，自強不息。他的革命家風，一直被人們所稱頌。

　　進城初期，劉伯承就對夫人汪榮華說，戰爭年代，我們與人民群眾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養到老百姓家裡。我們許多老幹部的孩子，都是吃鄉親們的紅薯乾和小米粥長大的。現在解放了，國家還很窮，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子女的生活，決不能特殊，要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1951年，劉伯承全家從重慶搬到南京，住在城東北北極閣一幢二層小樓裡。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他經常檢查家裡的伙食帳，看看有沒有超出國家規定的供給標準。他還關照炊事員說：「黃瓜、西紅柿這類蔬菜在剛上市的時節，不要買來吃。」他家孩子多，剛來南京時，有4個孩子：長子太行，二女兒彌群，三女兒解先，小女兒雁翎。到南京後，汪榮華又生了兩個兒子：阿蒙和太遲。全家8口人，住房比較緊張。軍事學院營房部多次提出給他加蓋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絕了。後來，營房部趁他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在他家的樓房後面加蓋了兩間平房。他從北京回來，嚴肅批評營房部說：「你們總說我住房緊張，我一家人住著一幢小樓，老百姓有這種條件嗎？你們不能讓我太特殊了！」後來，他堅持把這兩間房分配給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祝劉伯承對用車問題要求史為嚴格。他自己用車從來不講究、不挑剔，而且也很節剩當時，他用的是一輛舊轎車。車管部門為了他的安全，提出給他換一輛吉姆車。他堅決不同意。他平時喜歡步行，外出開會，辦事，只要路程不遠，時間來得及，他總是安步當車。

　　他的車一般不准家屬子女坐。他的夫人汪榮華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騎自行車。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們從外地回來，開學時從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車接送，而讓他們坐公共汽車。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汪榮華很晚還沒有回家。司機不放心，瞞著他悄悄地把車開出去，從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榮華接了回來。這件事還是被他發現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評司機不該私自出車。司機解釋說，天氣不好，又是晚上，汪榮華騎不了自行車。他說：「騎不了車可以走回來嘛！為什麼非要開小車去呢？你要記住，車是國家配給我辦公用的，家屬子女不能隨便坐，辦私事決不能用公車。」

　　劉伯承給子女們立下這樣一條規矩：結婚以後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兒女們都理解他的這番用心：父母這裡生活條件優越，各種待遏優厚，這是黨和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為革命所作的貢獻而給予的。自己結了婚、成了家，應該獨立生活，而不應該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來，劉伯承的6個子女先後結婚，他們都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工作單位分配給他的一間9平方米的房子裡，廚房、廁所公用。肖玉蘭生了孩子，她的媽媽從湖南老家來照顧她。房子實在住不下，領導上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方米的套間，廚房、廁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榮華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兒園時，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著「康媽媽」長大的。肖玉蘭的媽媽對來看望的兩位大姐說：「您看這麼擠，沒地方坐，沒地方站。」汪榮華拉著親家的手說：「單論住房子，城裡甚至不如鄉下，現在群眾還有三代人同住一間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著說：「這比延安時候好多了。那時候我把太行從幼兒園領回來，還不是我和朱老總睡床，他就睡在拼起來的椅子上。」

　　肖玉蘭在北京西郊的一所軍隊醫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個多小時，太行工作單位離家較遠，不能天天回來，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醫院去住，但是醫院解決住房也有困難。肖玉蘭見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請婆婆出面。汪榮華聽了態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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