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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7月24日,劉伯承到達了他東北之行的最後一站,內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市。在市郊北山,他認真察看了當年日本關東軍修築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結合周圍地形,詳細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結構和體系。爾後親自下到工事裡邊,對其內部結構,包括進出口通道、射界範圍、離地高度、抗擊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衛生設施等,都一一作了細緻的觀察。由於天氣酷熱,坑道內潮濕黴爛,臭味撲鼻,加之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休息,鑽出工事時,隨行人員都汗流浹背,疲勞不堪。可是他卻始終興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對海拉爾軍分區負責人說,「聽說蘇軍在這裡進攻時,日本人死了不少,許多人是死在洞裡的。蘇軍也受到很大的傷亡才佔領了工事。你們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蘇軍是怎樣打下來的,日軍是怎麼被殲滅的。據說蘇軍最後是用了水淹法才解決問題的。把實際情況弄清楚,調查研究後向軍委寫個報告。」他還對隨行的參謀說:「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軍隊當時總的佈局。日軍在滿洲里、海拉爾這個方向上,可能是一個師團。以滿洲里為前線陣地,佈置有一個大隊或者一個聯隊。海拉爾附近地域為基本陣地,佈置有一個聯隊,預備隊為一個聯隊。在海拉爾北山構築了地下和地面相結合的碉堡工事:東面可能是彈藥庫,西面是指揮部,方向對著滿洲里。這樣的佈勢,可以研究參考。」

  在返回海拉爾市的路上,劉伯承結合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談了他對國防工事構築的設想。他說:我考慮我們的國防工事,要地面與地下結合。

  彈藥庫、油庫可放在地下,人員只能少部分隱蔽在地下。如把過多兵力放在洞裡,就限制了兵力的機動,造成被動局面,打起仗來,從洞裡出來再展開,就來不贏了。他看過沿海坑道,有的太長,進出口太少,戰鬥設備太差。原子彈打來了,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壓死。因此,怎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怎麼發揮火力、隱蔽身體,要好好考慮。切不可把工事當作包袱背起來。進出口要多,要構成「侗字、」之」字或「蛇腹」形進出口,以利於防禦和機動。

  視察中,劉伯承還就地調查邊境少數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到蒙古包裡作客,與牧民群眾談心,合影留念。向少數民族同胞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鼓勵他們熱愛祖國,反諜防特,軍民聯合鞏固邊防。

  7月29日,劉伯承返回哈爾濱。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當地黨、政、軍的領導幹部現地磋商,就工事構築、武器製造、邊防建設、戰備工作、軍事訓練等問題提出了明確而切實可行的見解,為中共中央軍委、總部制定戰略計劃提供了重要依據。不幸的是,在勝利結束這次視察活動時,他的眼病加重,眼壓又高達70多度,最後確診為青光眼急性發作,不得不專車返京,入北京醫院。從此以後,他那賴以讀書、看報、審閱文電、從事著譯的左眼,視力急劇下降,雖經多方治療,競再也無法恢復到原有的水平了。

  §第二節 「眼不見心也煩」

  1966年5月,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難。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辦公室被撤消,戰略小組名存實亡,實際上中止了工作。

  從此以後,劉伯承不再有實質性的工作可做,完全處於賦閑狀態。但是,他依然把國防建設、部隊的戰備訓練,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掛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殘多病的身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協助和支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的工作。對革命事業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這年秋,劉伯承不堪城裡住所周圍造反聲浪的干擾,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葉劍英和聶榮臻也搬到這裡。陳毅、徐向前經常來看望他們。於是,5位元帥在西山時有會晤,一起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商討保持軍隊穩定的辦法。

  一天,陳毅驅車來到這裡,先去看望劉伯承。他一進書房,就向劉伯承親切問候:「劉帥,你好啊!」

  劉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鏡和一本大字號的《參考資料》,笑著回答:「是陳老總來了,快坐快坐!」

  陳毅快走幾步,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說:「怎麼樣,老同鄉,最近身體可好?」

  劉伯承搖搖頭,歎息道:「不行囉!這不,我剛想試著看看『大參考』,用了放大鏡,還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樣子,我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見心不煩嘛!」陳毅往沙發上一坐,氣衝衝地說。

  劉伯承和陳毅是肝膽相照、無話不談的摯友,他最瞭解陳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陳毅說這句話的含義,便按過話題說:「眼不見心也煩嘞,誰叫我的耳朵還不聾呢!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靈敏起來。你聽,又叫開了。」說著,他用手指了指東面的窗戶。

  原來,造反派的宣傳車正在山下吼叫。劉伯承惱火地接著說:「每天這個時候就來『上課』。要不是山下有警衛,他們的大標語說不定會一直刷到山頂上。到天黑,北京大學的高音喇叭罵大街,這裡聽得清清楚楚。」

  陳毅吐出一口長氣,看來,這裡也並非清靜之地。

  「快講講,城裡怎麼樣?聽說國防部大樓也被沖了,這還得了!還有賀鬍子,你這兩天見到他沒有?少奇、小平同志也還好嗎?……」。劉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許多問題。

  陳毅告訴他,賀龍的日子很不好過,林彪、江青罵他「不是好人」,康生誣陷他搞「兵變」;劉少奇、鄧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過,林彪、江青已經給他們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大帽子。至於沖國防部大樓的事,等一會兒問問劉志堅就清楚了。

  這時,秘書進來向劉伯承報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3位元帥,以及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副主任劉志堅都來了。

  在會客室裡,陳毅對劉志堅大聲招呼道:「志堅呐,沖國防部是怎麼一回事啊?」劉伯承也催促說:「是呀,現在恐怕只有你還有點發言權,快講講吧!」

  劉志堅望著在座5位元帥焦急的面容,心裡很是感動。他詳細彙報了個別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國防部製造事端的全過程。會客室裡籠罩著一種令人壓抑的沉悶空氣。

  現在,黨的各級組織已經被沖亂了,政府各個部門也已經被沖亂了。人民解放軍一定不能亂。如果把軍隊也沖亂了,後果將不堪設想。5位元帥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一時間,「一月革命」的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刮起。

  軍隊決不能奪權,軍隊必須保持穩定,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致認為,在非常時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明確規定軍隊不准奪權,不准隨意揪鬥各級領導幹部,不准成立所謂的戰鬥組織等。最後,他們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條命令,上送毛澤東審批。1月28日,「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親自簽發,迅速傳到全軍。

  然而,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這幾位元帥視為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直在窺測方向,尋找時機,圖謀把這幾位元帥整倒。

  2月中旬,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人,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碰頭會上,與林彪、江青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實真相,顛倒黑白,把元帥們的抗爭誣衊為「二月逆流」,隨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批鬥與圍攻。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

  正在總醫院治療眼疾的劉伯承聞訊,不顧左眼接近失明,摸索著來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良久,才說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這在平常情況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是難以估算的。事過19年後,聶榮臻還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我身處逆境,「老戰友的這種安慰是多麼珍貴!」

  7月,劉伯承眼疾加重,經周恩來總理批准,赴濟南治療。

  後因濟南社會秩序混亂,住地很不安寧,在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建議下,又轉赴南京、上海治療。治療期間,他常常對前來看望他的部隊領導幹部說,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一定要防止過火的行動,內部要團結、不要出亂子。他還用歷史上內憂外患的事例反復強調:內憂與外患總是聯繫著的:沒有內憂,必無外患;如有內憂,終有外患。最要緊的是內部要一致,時刻警惕帝、修、反鑽空子,在混亂中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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