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37)_學達書庫

一三七

　　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同時，也提出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並明確地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部還有教條主義」。

　　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5篇文章，「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也發出了貫徹中共中央指示的補充通知。

　　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就是在上述國際、國內背景下開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中共軍事學院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防止與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從北京三次寫信給院黨委，明確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蘇聯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中，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9月4日，劉伯承又一次寫信給院黨委，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討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那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爭……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青的責任。」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於反對實際工作的教條主義傾向，態度是明朗、誠懇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於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文件，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並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制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於國防事業，于他們個人成才都有好處。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於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4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8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繫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院黨委和劉伯承的領導下，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文件的初期，糾正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正是堅持了這種態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由於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6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症。於是，他向中共中央軍委請假治療，並建議由陳伯鈞代理院長，鐘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臨行時，他對學院的其他領導人感慨地說：「看來，今後我只能當個名譽院長囉！」

　　治療過程中，劉伯承仍念念不忘軍事學院的工作。他拖著病殘的身體，多次給院黨委和陳伯鈞、鐘期光等人寫信。在信中，他或提議：「戰史系的訓練計劃，必須靠我們本身根據目的、對象作出，不要多靠顧問」；或囑咐：「對《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請組織翻譯，準確譯出，我可作校正，這於國防事業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應蘇聯紅軍的邀請，與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一起，赴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進攻戰鬥的實兵演習」。在整個演習過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直接用俄語向蘇軍有關人員詢問。因為他感到，自從1945年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擲原子彈以後，原子化學武器的研製和使用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對未來戰爭必然產生極其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回國後，他給軍事學院的全體教研人員和高級系、戰役系的學員做了長篇學術報告，介紹蘇軍原子化學武器的裝備狀況，闡述在原子化學條件下諸軍兵種協同動作的重要性，強調在原子化學條件下作戰，尤須加強集中統一指揮，提高各級指揮員的軍事、政治素質。他還把從蘇聯帶回的這本《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一書及其他一些資料交翻譯室，讓他們翻譯出來。由於各種原因，這件事一直沒有完成。這時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來，就立即寫信催促。拳拳之心，可歎可欽。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開展學術研究，以及反對教條主義等項工作提出意見與建議。他指出：「科學研究在軍事上，若從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出發，即從適應現代國防要求出發，我們似乎應著重研究『戰史』，尤其是研究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同時，我們似應著重研究我們所學現代戰爭在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以上兩種研究又必使之結合起來，以求適應於今後戰爭可能發展的情況。」並就此聯繫到反對教條主義問題，強調：「我們反教條主義，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正是為了善於學習，善於致用。現代國防需要的科學知識，我們實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學院『努力學習，保衛國防』……黨的「八大」政治決議要我們解決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那我們只有在提高國防科學水平上去努力吧！」

　　這封信長達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後這樣寫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書此」。

　　他這種為了黨的事業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這一年的年底，原軍事學院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後調回志願軍第十五軍第四十五師任師長的崔建功，來醫院看望劉伯承。

　　劉伯承看到自己的學生在朝鮮前線打了勝仗回來，心裡是非常高興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廳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親切地詢問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況。

　　談到上甘嶺戰役時，劉伯承意味深長地說：「軍事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誰不這樣說？關鍵是要活用原則，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來運用，與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你在上甘嶺打得好，但軍事學院並沒有教給你怎樣打上甘嶺戰役，只教給你一些基本原則。到了戰場上，就要靠你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

　　劉伯承還舉例印證說：

　　「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穀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