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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學團在朝鮮,既見學志願軍的戰役戰術,也見學志願軍的政治工作。

  學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東寫的專題調查報告,全面總結了志願軍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至今,仍保存在軍事博物館裡。

  見學團還在陣地上辦學講課。合同戰術教授會主任陳慶先,多次給志願軍團以上幹部講授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的理論概則與指揮藝術,受到志願軍中、高級幹部的熱烈歡迎。

  第二次赴朝參觀見學是在1953年9月。見學團由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聯合組成,以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戴潤生為團長,以系和教授會的領導幹部為主。主要是學習志願軍上甘嶺防禦戰役和金城戰役的經驗。見學項目包括戰役戰術、司令部工作、後勤保障,裝甲兵、炮兵運用等許多方面。

  這是朝鮮停戰以後,劉伯承組織的一次規模較大、範圍廣泛的戰地參觀見學活動。

  見學團11月10日回到南京。戴潤生等人向劉伯承彙報說,在朝鮮的兩個月中,所到之處,看到志願軍的許多幹部都在學習軍事學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觀點指揮作戰和指導訓練。一些在學院學習過一段時間的志願軍中、高級幹部,也向見學團反映,所學的內容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聽了戴潤生等人的彙報,劉伯承感到十分欣慰。過去,他曾經為那些未完成學業就被調到朝鮮前線的幹部感到惋惜。現在,他又為這些幹部經過初步學習之後,即能將所學知識運用到戰爭實踐中去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這兩次見學之後,劉伯承組織和指導見學團編寫了《朝鮮戰地見學報告》和《朝鮮作戰經驗彙集》。並組織和指導這一年暑期入學的志願軍學員編寫了《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戰例彙集》,一共有10餘冊,100多篇文章。這種前線與後方的密切合作,部隊與院校的相互交流,既昇華了志願軍的作戰經驗,同時也給軍事學院的教育訓練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第四節 送「金鑰匙」的人

  1952年,根據中央軍委關於部隊訓練以科學文化教育為主的指示,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習運動猶如一次偉大的戰役一樣,很快在全軍打響了。很短時間,全軍就調配教員5萬多人,開辦速成小學200多所,速成中學60多所。

  200多萬幹部戰士投入到學科學、學文化的戰常這一年,軍事學院的科學文化教育則以新成立的海軍系、空軍系、政治速成系以及高級速成系第二期為重點進行。劉伯承決定對這4個系實行半年預科制。首先補習半年文化,然後轉入正科學習軍事和政治。對在職幹部,則開設文化補習班,實行半日工作半日學習。

  在教學準備會上,劉伯承對教員們說:「工農出身的學員,他們的文化都是從戰爭年代的識字牌上學來的。數、理、化從未學過。這就給他們瞭解世界、認識世界帶來了困難。世界好比一間大房子,裡面博大精深、萬物皆有。但是,這間房子是鎖著的。沒有開門的鑰匙,只能從門縫窺視。這樣看就很狹窄。有了開門的鑰匙,就能打開房門,走到裡面去看,就能看得寬廣,看得深遠,看得全面。什麼是開門的鑰匙呢?科學文化知識就是開門的『鑰匙』,是瞭解世界、認識世界的『金鑰匙』。我們要把這個『金鑰匙』送給學員,讓他們打開房門,入室登堂,去攀登現代軍事科學的高峰。」

  其實,從軍事學院一成立劉伯承就堅持把科學文化教育作為「入門教育」和「基礎教育」,以此推動整個訓練工作。當時,學員們來自「勝利之師」,都是經過血與火考驗的中、高級幹部。他們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作戰經驗比較豐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這兩個特點使得一部分學員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們以「大老粗」為榮,以沒進過「洋學堂」為榮,認為國防現代化,主要是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用不著多高的「文化水」。

  劉伯承很快察覺到這是學院訓練中的重大障礙。他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語重心長地指出:「不懂科學,沒有文化,是舊社會在工農身上刻下的愚昧傷痕,是套在工農頭上的一副枷鎖。這是我們的恥辱,而不是我們的光榮。我們要奮起醫治這個傷痕,打碎這副枷鎖。我們如果只在政治、經濟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著翻身,不能掌握科學,不能以軍事科學保衛國防,要實現『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瘡是有困難的,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不了現代化國防的。」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中間,給他們講述1905年日俄戰爭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學習科學文化對於實現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他說,那時,沙皇俄國儘管花費了億萬盧布購買和建造軍艦,但由於俄軍的統帥和將軍們都是些不懂科學、不學無術的庸碌無能之輩,軍官和士兵們缺乏訓練、愚昧無知、目不識丁和孤陋寡聞,結果被日軍打得大敗。正如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不會使用現代軍艦的情況下,在缺少能夠熟練地利用軍事技術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況下,這些花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現代戰爭也同現代技術一樣,必須有質量高的人才。」

  通過反復教育,學員們認識到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穩定了學習情緒。但是,在課程進行當中又出現了問題:有些學員對軍事課、政治課感興趣,能坐得住,聽得進去。而對文化課,特別是數、理、化課,一講什麼公式定理、結構式、方程式就頭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繞舌的各種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書」一樣難。慢慢地,學員們開始叫苦了,坐不住了,聽不進去了。課堂上也亂哄哄地不成樣子了。

  劉伯承認真分析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學員們對學習數、理、化沒有產生興趣。而產生興趣的關鍵又首先是坐下來、學進去。於是,他堅持到課堂上和學員們一起聽課。實際上是進行「督陣」。

  老院長來聽課,猶如一鳥入林壓百音,課堂的秩序與往常大不一樣了。

  思想「開小差」的沒有了,交頭接耳的沒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聲的也沒有了。學員們個個坐得端端正正,教員講課也格外有勁。慢慢地,學員們從坐不住到坐得住了,從學不進到鑽進去了,逐漸產生興趣了,感到學有用處了,因而學習的勁頭也越來越足。

  看到課堂上的變化,學員們學習上的變化,劉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問他是用什麼辦法促使學員們發生這種轉變的,他風趣地說:「我這是砂鍋燉肉,燉不爛而蹲爛了。」

  1952年8月,毛澤東批准了總政治部關於全軍科學文化教育座談會的報告,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全軍文化教育應該采勸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方針。

  根據這一方針,劉伯承進一步調整了軍事學院的部署,強調要抓住重點實施教學,在打基礎上下功夫。即「按正規的理論系統,以速成的方式,結合部隊實際,養成學員科學文化的基本知識,以適應其學習軍事科學及政治理論的需要。」

  在具體實施中,劉伯承要求按照學員的文化程度安排恰當的教學內容。

  並注意有所取捨,「重點課目要窄而深,非重點課目要寬而淺,不重要的課目索性刪掉」,以突出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教學。整個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一年(完成系)時間內,使學員從原有文化程度基礎上提高二至三級,力爭使所有學員都達到初中畢業的水平。這是根據當時學員的實際情況,以及當時學習軍事科學對文化程度的起碼要求而提出來的。

  劉伯承還針對學員在學習上聽強於看,說強於寫,理解力強於記憶力等特點,強調在教學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貫徹「練多於訓」的原則,即教員少講、精講,學員多作業、多練習、多實驗,求得融會貫通與熟練運用。他親自聽課、參加討論、批改作業,在實踐中總結了語文、數學和理化課的教學方法。對語文課,他建議采勸精讀、廣看、常寫文章」的原則。對數學課,他總結了「邊講、邊練、邊研究、邊總結」,四個方面統一結合的方法;對理化課,他歸納了「講解、實驗、總結」六個字,強調講解與實驗相結合的重要性。為了上好理化課,他還幫助文化外語教授會克服許多困難,開設了理化實驗室,使學員都能普遍進行理化實驗,增強感性知識。實踐證明,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時間,教學難度較大,學員當中產生了畏難情緒,叫嚷「時間少、內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張學點容易的,難的就不要學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試,學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麼程度算什麼程度;還有的總想走「捷徑」、找「竅門」,從教員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員給予「照顧」,評個及格,弄一張文憑了事。一些教員也產生了急躁情緒,為學員們達不到標準而著急。有一個教員竟無原則地遷就照顧學員,把考卷上本來答錯的題也悄悄地打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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